重读《傅雷家书》

2021-08-02 09:45来源:湘声报作者:鲁建文 


鲁建文


  去年12月,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肺炎在英国不幸去世,享年86岁。这让我记起曾经读过的《傅雷家书》来。一部好书是百读不厌的,而且往往常读常新。重读《傅雷家书》,不仅让我感受到了傅雷那种浓浓的爱国之情,也体会到傅聪那一颗不变的中国心。

  傅聪7岁时,开始随父亲的好友雷垣学习钢琴,18岁便留学于肖邦的故乡波兰。在家庭艺术氛围的熏陶下,小小年纪的他,便以肖邦、贝多芬、莫扎特、巴赫、李斯特这些世界钢琴大师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父亲曾教导他:一个不上不下的艺术家是最要不得的,必须做一流的钢琴家。按照父亲的要求,他勤学苦练,尽管不知走过了“多少迂回的路”,也不知经受了“多少的痛苦、失意的挫折”,但他始终朝着成功方向努力。1955年,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用一种“不拼命是绝对不行的”精神,参加了“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一举夺得比赛的第三名,并获得“玛祖卡”最佳奖。这是中国钢琴演奏家在国际大赛中首次获得这样的大奖。他的指导老师杰维茨基——波兰最牛的钢琴教授,为傅聪“赋有肖邦灵魂”的演奏感到无比的自豪。傅聪的父母也为儿子获得国际大奖感到无上荣光。这时,在一片赞誉声中的傅聪,首先想到的是国家的培养。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波兰化了的中国人,一个中国籍的波兰人,但我究竟还是属于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想念祖国,想它美丽的山河,想千千万万从事正义事业的人们,我感觉到他们就在我的身边,就在我的心里。”一颗闪亮的中国心跃然于字里行间。

  1959年,由于历史的原因,傅聪被迫从波兰出走英国。一时间,他中断了与祖国与父母的联系,心里的苦闷难以言表。他每天以钢琴为伴,足不出户,埋头一遍又一遍地弹着肖邦的曲子。在傅聪看来,肖邦有着与自己相似的遭遇。这些曲子,大都是他为倾诉对祖国思念之情而作,因此,最能寄托自己此时的情感。当时,西方各国的记者穷追不舍,总想从傅聪身上得到某些抹黑中国的口实,他最终公开宣布三个原则:“一是不入英国籍,二是不去台湾,三是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尽管父亲已被打成“右派”,自己也差点步其后尘,但他那颗中国心却依旧没有变,让西方媒体没有任何文章可做。当时的他,靠弹琴为生,收入相当微薄,但他深深懂得,“作为一个搞艺术的人,真理、正义、人格犹如生命一样重要”,始终坚持不能做任何出卖自己灵魂的事。曾有一位记者对他说,只要他能作为该刊的封面人物报道,即可付给一大笔钱作为报酬,他断然拒绝。他曾在给父母的信中说,这就是自爱:“不依靠任何政治经济背景,单凭艺术立足。”这就是“报答父母,报答国家”。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一直以钢琴演奏家的身份奔走于世界各地,用艺术征服着不同肤色的观众,被誉为“钢琴诗人”,活出了自己应有的人格。

  苦于到国外演出的需要,1964年,傅聪还是加入了英国国籍。作出这样一个万不得已的决定,让他心里更加思念自己的祖国,思念自己的父母。到各地去巡回演出,他经常要演奏一曲贺绿汀的《牧童短笛》。用这样一首描写牧童骑在牛背上、悠然地吹着短笛、漫游在山水之间的经典中国曲子,寄托自己对祖国无限的思念。演奏中,他总是热泪盈眶。1965年,他接受邀请到东南亚国家演出,顿生一种回家的感觉,满脑子的家乡景色。路经香港时,他第一件事是给家里打电话。一时间,傅聪和接电话的母亲都哽咽得说不话来。他们已经分别7年了,这是第一次通话,怎能抑制住发自内心的泪水呢?傅聪后来在给父母的信中说:“我当时心里的激动、辛酸,又是欢喜又是悲伤,真是非言语所能表达。”他在信中特别强调说:“到东南亚虽不是中国,但东方的风俗人情多多少少给我一种回乡感。我东方人的根,真是深,好像越是对西方文化钻得深,越发现蕴藏在我内心里的东方气质。西方的物质文明尽管惊人,上流社会尽管空谈文化,谈得天花乱坠,我宁可在东方街头听嘈杂的声音,看人们的笑脸,一股亲切的人情味。”不难看出,尽管他已是英国公民,但仍跳动着一颗中国的心。

  1978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傅聪感到自己能回家看看的日子近了。有人对他说,你父母都在“文革”中去世了,根不在了,还回去干嘛!他却以为,“我胸膛里跳动着一颗中国心,我酷爱生我育我的祖国。父母的去世,更加重了我对祖国的思念和怀念。我多么想有机会回到祖国,把艺术贡献给人民,用琴艺向哺育了我的祖国和人民进行反哺。”他向中国高层写信,经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批示,1979年4月,他回到了阔别20年的祖国,在家乡先后住了10天,参加了父母平反昭雪后的骨灰安葬仪式。他说:“这十天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十天,也是最痛苦的十天。”这十天,他是噙着热泪度过的,终身难忘。打这以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几乎是每年回祖国一次,不是讲学交流,就是登台演出,尽力为祖国的音乐事业贡献自己的所能。他担任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在第五次回祖国到该校讲学之际,听到有人称他为“同志”,他感到尤为高兴。他说:“我非常希望有一天能把‘兼职’两个字拿掉。”“我在国外也一直这么说的:‘我是新中国的儿子。’我一直没有忘掉从前,是国家送我出去的。”“我这几年所做的工作很有限……音乐工作是很神圣的事业,我觉得把音乐当职业都不应该。”他决心要为祖国多做些贡献。

  傅聪从小就享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特别是,在到波兰留学之后,除了1959年那段特殊时期,十多年中,父母一直保持着与傅聪密集的通信,一起谈理想,谈人生,谈艺术,当好傅聪的“舵工”。父亲曾在信中说:“但愿你不要忘记祖国的培养、首长的爱护,在外要出人头地的为国争光,不仅在艺术方面,并且在做人方面。”“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然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父亲还勉励地说:“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灵魂,在你身上与我一样强,我大为高兴。”母亲在信中说:“你要抓住时间,提高警惕,非苦修苦练,不足以报效祖国。”“大大小小的地方不能有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同胞的事发生。否则,艺术家的慈悲与博爱就等于一句空话。”傅聪出走英国后,父亲更是在信中说:“你既然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从来信看到你立身处事,有原则,有信心,我们心头上的石头也就落地了。”“我相信你不会随风使舵,也不会随便改变主张。你的成功,仍然是祖国的光荣。”父母还经常为傅聪寄去精神粮食,鼓励他多读些祖国的书报。由此可见,傅聪能始终保持一颗不变的中国心,固然源于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脉,更与父母长期的教育熏陶密不可分。

  杜甫曾在诗中说:“家书抵万金。”我想,有时还真如此。它能发挥一种交流心理、融洽情感、传递能量、启迪人生的特殊作用,有着口传面授难以代替的功能。可惜的是,这种优良的文化传统方式正在渐渐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