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用人艺术

2021-10-25 09:17来源:湘声报作者:鲁建文 

鲁建文


央视播放的《觉醒年代》,把人们带进了100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看到了北大当年“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生机勃发局面。难怪梁漱溟晚年回忆说,自蔡元培担任校长,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后,“北大由死水一潭迅速变成了开水一锅”。这让人不得不佩服蔡元培当年整顿北大的智慧,尤其是他力排众议,礼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用人艺术。

蔡元培改变北大陈腐的局面是从整顿入手的。北大的前身是清政府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后,却换汤未换药,实质上依然是一所旧式学堂,学风败坏,毫无生机。教员大都出身于举人、进士之类,满脑子的封建思想,把着烟斗、茶壶上课,一副老爷作派。学生主要来源于官宦之家,吃喝玩乐,不思进取,甚至沦为八大胡同妓院的主顾。他们有的带着听差来上学,上课时间到了,听差便跑到主子面前屈膝打千:“大人请上课。”课程一结束,便花天酒地去了。他们来这里,无非是为了混得一个资格而已。对于这样一所大学,学界许多人早已丧失信心。北京医专的校长汤尔和就曾这样对沈尹默说:“北大还能办吗?内部乱糟糟的,简直无从办起。”当听说蔡元培将去北大担任校长时,许多友人都劝他不必去,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而于自己的名声有碍。蔡元培经过再三思考,最后采纳了少数友人的意见,“既然知道他腐败,就更应进去整顿”。于是,他怀一颗整顿北大的决心,走马上任了北大校长,亲手拉开了整顿北大的序幕。

蔡元培自然清楚,要对北大进行整顿,单靠校长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推开的,必须有其他“领头羊”。正当他紧锣密鼓搭建学校班底的时候,汤尔和、沈尹默先后向他推荐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汤尔和对他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陈君现改名为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对于他俩推荐的陈独秀,蔡元培早已认识。他们曾经都在上海加入爱国协会,一起从事过秘密反清活动。尤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同在《警钟日报》工作的刘师培曾对他说,“有一种芜湖发行的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足见其独特之处。从以上信息蔡元培不难作出判断,陈独秀无疑应是一位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闯将,也是一个意志力和责任心极强的人。在他身上,既有一种能感召广大青年学生的魅力,又有一种不畏强权,敢与腐朽势力进行斗争的勇气。于是,蔡元培果断决定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当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开后,青年学生果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但那些遗老遗少们却颇有微词,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来任教尚嫌不够”。蔡元培心里明白:陈独秀并非不学无术之徒,曾经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通晓日、英、法、德等国文字,在学术上尤以音韵文字学见长。高一涵就曾说过:“陈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章太炎先生之下。”何况,今天北大要聘是的文科学长,是能打开北大整顿局面的“领头羊”,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教授。正如镰刀与斧头一样,功用各有不同,必须用其所长。砍大树就得用斧头,镰刀是无能为力的。于是,他不予理睬。但陈独秀却以要在上海办《新青年》为由,拒绝了蔡元培的邀请。面对这一情况,蔡元培当即表态,他可以将《新青年》搬到北大,大家一起来办。这让陈独秀很感动。当时陈独秀恰好正在北京办事。于是,蔡元培每天都到旅店去看他,一起商讨北大整顿的具体办法。有时遇上他还未起床,蔡元培便小心翼翼地在门外等候。陈独秀最终被蔡元培的执着和礼遇所打动。

陈独秀上任后,月薪300大洋,比辜鸿铭等名教授都高。他没有兼课,以一种拔山盖世的气魄,大刀阔斧地对文科进行整顿。他广揽贤才,因人施用,聘钱玄同为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刘半农为文科预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胡适为文科教授哲学门研究所主任。在学科设置上,除保留原有的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四门之外,新增了法语、德语、俄语三门,并单独设立中文、哲学、英文研究所,力倡学术研究氛围。在课程安排上,废除了所有课程一律必修的规定,开设选修课程,允许学生自由选择所学科目,并且可以超出本系范围,去选其他系的课程,推进研究兴趣与所学课程有机结合。在教学方式上,以“研究学理为目的”,注重外语教学,不用讲义,增购图书,广泛设立阅览室,引导学生进行自学,开展独立思考,培育思想自由的学术风气。在学生来源上,既有经过考试入学的正式生,也可有未经考试而获得批准的旁听生,还可有不需准许自由来校听课的“偷听生”,学校四门大开,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在整顿中,改革学生管理是一项难度最大任务。此前何燏时担任校长时,试图改变预科直升本部的做法,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结果学生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只好不了了之。但在陈独秀已经掀开的整顿大势面前,却变得迎刃而解。他连续发出数十份《文科学长白》,针对纪律松驰的问题,明确规定学生因病、因事不能到校的,必须有其证明,否则按旷课论处,一改过去想来即来、想去即去的风气。学生上课,不论本科生还是预科生、正式生还是旁听生都不得迟到。对于选修课程和第二外语,选择时必须慎重,一经选定,便不得任意更改或不来听课。旁听生报名之后,如中途退出,除追回旁听证外,并将剥夺其以后申请旁听的权利。学生的升级、留级、毕业都得以学习考试成绩为准,经学长审阅后,上报学校审查,最后才能决定其去向。正是以上文科教学与学生管理措施的出台,学校的面貌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蔡元培所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随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梁漱溟晚年有这样一个评价:陈独秀是当年蔡元培“萃集人才中的佼佼者”, “他确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的,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如果得不到蔡元培先生的大力器重、维护和支持……将处于无用武之地”。可见,蔡元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恰是用其所长。我们从中不难窥见蔡元培在北大整顿中的用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