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账外账”

2021-11-10 10:52来源:湘声报作者:游宇明 

游宇明


袁世凯从来不是个守规矩的人,甚至对作为国家命脉之一的财政制度也视同儿戏。

登上总统宝座,最初的兴奋过后,袁世凯发现民国政府真的一贫如洗,有时甚至连政府雇员的工资都开不出。为了渡过难关,1913年4月,袁世凯授意下属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署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期限47年,年息5%,前10年仅付利息,从第11年开始必须还本付费,每年高达24.6万英镑。当时,债券在欧洲以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净收入只有2100万英镑。按合约指定的用途,除掉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外债、遣散各省军队、支付政府行政费、整顿盐政事务外,只剩200万英镑左右。政府掌握的钱这么少,袁世凯自己又是个花钱如流水的主,怎么办?他决定设立直属总统的“小金库”——统率办事处军需处,以此绕开正常的财政体制。名为军需,实际上是专门拨付特别费用。来人只要拿袁世凯的手条即可支款,发钱者从来不问缘由,纸条上常常只有“发给XX若干元”的字样,有时连日期也没有。

“特别费用”的第一个用途是收买人心。一次革命时,众议员胡瑛去日本考察农政,袁世凯一次就拨给2万元。唐绍仪内阁曾提名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袁世凯心中另有人选,但他又想笼络王芝祥,于是任命王为南京宣慰使,并给了他一笔远远超过实际需求的公费,示意他可以包办一切,剩下的钱也不必上交。王怀庆是直系将领,受命征讨闹独立的蒙古王公,得胜回朝,此役实耗军费30万两白银,虚报成40万两,此人最初很有些心虚,袁世凯不但不扣减,反而暗示其多报,王将数额提到140万两,袁世凯才签了“准领”两字。袁世凯还曾给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50万元“润笔费”,以感谢这个人在政治上的支持。为了让舆论配合自己,他向《亚细亚日报》《大中华》等友情赞助了30万元。当然,袁世凯的收买术有时也未必成功,比如他曾将存有50万元巨款的银行支票赠给宋教仁,宋只是略取少许表示谢意,即原票奉还;袁听说陈其美有出国之意,馈以巨款亦遭拒绝;革命党人柏文蔚驻军浦口时,袁世凯派亲信章聿骏送去交通银行支票100万元,给其私用,柏毫不犹豫予以谢绝。袁世凯还以40万元贿赂邹鲁嘱其另外组党;以20万元、15万元分别收买梁启超、史量才,希望他们改变反帝制立场,均遭到失败。只是,在这个社会中有意志坚定如铁者,也有见钱眼开的,袁世凯的收买在当时确实影响了一些人的政治选择。

“特别费用”的第二个用途就是直接给袁某人的政治野心服务。1915年,袁世凯准备称帝,组织了以朱启钤、梁士诒等人为骨干的登基大典筹备处,仅初步预算就定了590多万元,包括祭典费26万,修理大殿工程费105万,调度费117万,飨宴费22万,接待费51万,犒赏费69万,大礼关系费166万等等。实际开销远不止于此。比如袁世凯定制了两件龙袍,据说花了60万元。龙袍用真金丝织成,上面镶嵌了无数颗珍珠。两顶皇冠花了10万;玉玺一颗12万,一共制了6颗,共计70多万;金印花了60万;新龙椅花了40万。其家人的服装用品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光是“娘娘”们的花费就达到了200万元。史载,这场荒唐的登基仪式,袁世凯耗费民脂民膏3000万元。其中的许多款项就是在“账外账”里开支的。

袁世凯设立“账外账”,表面的理由多种多样,真实的目的只有一个:巩固、扩大一己之权力。袁世凯曾对大儿子袁克定说:“天下财散于天下人,天下非你莫属,你是要钱财还是要天下?”这句话,真心地呈示了袁世凯的内心。

视公器为私产者,终将众叛亲离、灰飞烟灭,历代的皇帝们没有逃脱这一规律,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