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春天还有多远? ——专访翻译家江枫

2016-12-04 14:50来源:湘声报-湖南政协新闻网作者:湘声报记者 刘敏婕 


  “老顽童”江枫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Ifwintercomes,canspringbefarbehind?)英国诗人雪莱在《西风颂》结尾问出的这句话曾鼓舞了多少身处逆境的中国人。它原本有多种译法,直到江枫译出这个版本后,才令其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


  10月底,82岁的江枫来长沙出席第七届全国典籍翻译研讨会,在他离开长沙的前夜,本报记者在他下榻的酒店采访了这位以翻译雪莱、狄金森诗歌而闻名译坛的翻译家。


  原名吴云森的江枫当年在清华大学时读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毅然投笔从戎加入解放军,参加了解放华中南的战役。当时为了不牵连家庭,改名参军十分常见。因为喜欢张继的《枫桥夜泊》,更因为火红的枫叶象征着如火的革命激情,吴云森改名江枫,从此一用60余年。


  来到江枫的房间,他递给记者一本《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淡黄的封面上是他怀抱书本的照片,“这是我80岁开研讨会之前出的,我这次只带了一本来,但是我建议你买一本看看,定价40块,网上买只要20多块。”


  与江枫聊天很痛快。他耳聪目明,十分健谈而且敢言。作为中国首位获得终身成就奖的翻译家,他依然经常独自飞到各地演讲,宣传自己“形似而后神似”的主张;个性直爽的他毫不避讳地指名道姓点评同行,对另一位“但求神似”的翻译大师许渊冲更是毫不留情地批判;而书商在电话里一哭穷,他就主动把稿费打六折,一下损失好几万元;说起自己得意的译作,他自信得近乎狂傲:“我译的雪莱是现在最好的版本,因为没有人能超过它。”


  20世纪80年代,江枫第一个将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译成中文,影响了许多诗歌爱好者。面对记者,他随口念出自己喜欢的狄金森的诗句“太阳出来了/它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车辆来去匆匆,像报信的使者”,却让记者翻译后面一句“yesterdayisold”。记者反复思量后忐忑地说,“昨天已经老去”,他随之说出自己的译句:“昨天已经古老。”一字之差,意境却深远悠久许多,难怪女作家蒋子丹和竹林先后以《昨天已经古老》为题出版小说集或创作小说。


  江枫还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史沫特莱专家,他翻译的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既是译作也是史学考证,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台在拍史沫特莱的专题片时都要去江枫家求教。江枫笑说:“别人问爱泼斯坦有关史沫特莱的情况时,他总说,去问江枫!”


  江枫颇有些顽童的味道,记者为他拍照时,他取出更专业的相机对着记者连拍数张,还得意地“秀”给记者看:“怎么样?不错吧,回去以后我发给你。”采访结束,他拉着记者来到酒店大堂,请一位女服务生拍摄合影。对方完成任务后把相机交还给他,老先生举起相机便对着人家“咔嚓”好几张。记者说:“原来您喜欢美女。”他笑了,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他是诗人,怎么会不欣赏美呢?

  对话


  “现在很多翻译理论胡说八道”


  湘声报:继1995年获得“彩虹翻译终身成就奖”后,今年9月您和高莽、林戊荪、李文俊三位先生共同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现在得奖还会很开心吗?


  江枫:还是很开心。高莽人很好,解放后主要翻译俄苏文学,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文俊翻译了福克纳的很多作品,我很高兴和他们一起得终身成就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是官方从上而下评出来的,而我上次获得的“彩虹翻译终身成就奖”是自下而上逐级评选,最后入围三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得,所以含金量更高。


  一个人活一辈子得一个终身成就奖,有虚荣心的话也就满足了,现在居然给我两个。让我开心的是,我由上而下得到承认,由下而上也得到承认。所以我要利用这个品牌来推广我的主张,因为我觉得它是正确的。现在很多翻译理论胡说八道,有些人把西方理论生搬硬套,自己还没弄懂就到处宣扬。


  湘声报:您多年来主张翻译应“形似而后神似”,但也有人认为翻译“但求神似不求形似”,二者的区别何在?


  江枫:我主张形神兼备,不要偏向哪一边。我们认识事物是通过有形认识无形,通过已知认识未知,离开了有形就谈不上似或不似。有的人主张但求神似不求形似,他们特别爱拿傅雷作榜样,因为傅雷曾经写过一句话“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但这话只有一半对,“翻译像临画”是对的,“但求神似,不求形似”却不对。世界上没有但求神似不求形似的临摹,临摹就是要临它的形。其实傅雷的成功并不在于脱离形似,傅雷国际研讨会邀请我参加,我认真读了他的作品,他也是追求形神兼备的。


  湘声报:翻译应尽量贴近原作风格,还是尽量体现译者风格?


  江枫:读我的译诗就知道我的意思,我翻译不同诗人都是不同风格,译谁要像谁,而傅雷翻译的作品都是他的风格。


  湘声报:您的主要翻译领域在诗歌,诗歌翻译有何特点?


  江枫:诗歌的形式和小说不一样,诗歌的外在形式非常重要,它的格律、平仄等形成一个音乐性的框架,你把内容往框架里塞就成为诗,当然好坏另有标准。但是框架不能传神,因为同样的框架可以写千变万化的东西。美国田园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曾经说过,诗歌几乎是用隐喻写成的。我认为他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再修改一下,不仅是隐喻,诗歌几乎是用比喻写成的。


  “新出的《雪莱诗选》也就六十三四分”


  湘声报:您在翻译界的成名作是《雪莱诗选》,您最早接触雪莱的诗是什么时候?


  江枫:最初接触雪莱是在林语堂编的中学语文教科书里,有他的一首《爱的哲学》。后来我在地摊上买到一本雪莱诗选,可能是抗战期间从美国士兵中流落出来的pocketbook(口袋书),选集里有各种各样的诗,我便自己试着翻译。中学时我和同学合办了刊物《晨星》,就在上面发表自己翻译的作品。最早翻译的就是雪莱的《西风颂》,不过现在看肯定不及格。


  湘声报:《西风颂》的最后一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是您最广为人知的译句,是否也是您自己最满意的成果?


  江枫:当然。有人说翻译诗歌没有百分百忠实,这句诗就是百分百忠实,你说它不忠实,你挑毛病你来改,它的言外之意和言内之意都是忠实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我翻译艾米莉·狄金森的《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它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车辆来去匆匆,像报信的使者/昨天已经古老”,后来湖南的女诗人蒋子丹的第一本小说集名为《昨天已经古老》,另外一位女作家竹林也有一篇小说叫《昨天已经古老》。


  湘声报: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雪莱诗选》,在诗歌界引起了热烈反响,之后您陆续出版了《雪莱抒情诗选》、《雪莱全集》。很多人评价您是中国最好的雪莱诗歌译者,您自己如何评价?


  江枫:我的《雪莱诗选》出了以后大家都很称赞,但是要打分的话也就六十一二分;后来再新出的也就六十三四分,我永远把自己的翻译看成是半成品。很多人说翻译没有定本,但是我可以说我翻译的(雪莱)在目前基本上就是定本了。因为客观上来说没有新的译本能超过它,后出来的都不如它,我自己要改的话也改不动了,至多是几个词语的改动。只要现代汉语不发生重大变化,它可以一直流传下去。


  湘声报:您以前自己也写诗,后来为什么就很少写诗了呢?


  江枫:“四人帮”垮台之后我发表了一些诗,有些也是登在头条的,我在诗歌界的熟人也很多,艾青、臧克家都跟我关系很好。后来顾城、舒婷这批诗人起来了,我觉得他们写的比我好,如果这个世界并不因为我写而多了一行,也不因为我不写而少了一行,那这样的诗就可以不写。在加上后来我翻译雪莱、狄金森都很成功,找我翻译的人就多了,我也就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了。


  湘声报:您觉得好的翻译的标准是什么?


  江枫:我常劝他们写诗的或者翻译的,要进入杜老夫子夸奖李白的境界“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清新就是不俗,俊逸就是不群,这是最重要的。做到这两条,你无论是翻译还是写诗,都能接近于成功了。


  “教育失败,新一代很难再出翻译大师”


  湘声报:您觉得现在中国文学翻译的整体情况如何?


  江枫:目前翻译质量很差,而且风气不正。我认识一个博士后,翻译水平很差,而且人品也不好,这样的人如果以后当了教授、博导,再培养出像他这样的学生,就是中国培养人才的道路和方法的失败。


  不光翻译界,整体来说现在文化水平都很低。这次开会,领导最后说,“祝大会圆满成功”,握手的时候我告诉他:“你这个‘祝’字用对了。”很多领导喜欢说“预祝”,其实“祝”已经代表是在事情发生之前,说“预祝”就重复了。


  湘声报:随着老一代翻译家年事渐高甚至逝去,很多人说现在中国翻译界已经进入一个告别大师的年代,您怎么看?


  江枫:我刚说我翻译的雪莱难以被超越,因为我的同辈人越来越少了,而后辈人的文学功底很难超越上一代人。谁的责任呢?教育部的责任。这是教育的失败,特别是文科教育的失败。为什么高考写作文那么头疼呢?因为现在教育仅仅把文字当作口语的记录符号,而口语的语言词汇和表现方法都是有限的,学好语言必须要学文学。

  从古代到近现代,我们过去有很好的文学。文字没有古代和现代之分,以前的文字只要用活了,就是今天的文字,我们就可以用。但是这些经典作品逐渐被教科书删除,比如有些地方把鲁迅的文章都挑出去了,却把一些粗浅的报刊文字,比如欧阳海或者某个模范的报道编进课本,这是非常愚蠢的,不管是谁决定的都不对。因为这种做法导致大家对经典文学很陌生,很多孩子连作文都不会写了。教育葬送了一群人,新一代很难再出翻译大师,但是不排除有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湘声报:一些流行歌词被选进语文教材也引起了很大争论。


  江枫:这不能一概而论,流行歌词写得好的就是好诗,它也有三六九等、高下不同,想当年柳永写的词也是流行歌曲。


  湘声报:现在普通英译汉的译酬是千字几十元,而且很多译者没有版税,稿酬过低是否也是导致翻译人才缺乏的原因之一?


  江枫:是的,稿酬太低了,更糟糕的是很多书商还不觉得这是个问题。花同样的时间去做商业翻译报酬高很多,所以很多优秀的人才不愿意从事文学翻译。


  “活着听到别人批评是一种幸福”


  湘声报:现在出版社热衷于再版经典作品,一部外国著作在书店里往往有多种译本,读者短时间内难以辨别译文高下。


  江枫:一方面不应该出现大量品质不高的经典重复翻译,有些翻译稍微看看就有很多错误;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翻译批评没有很好开展,应该有自由空间发表评论,能给读者指导意见。


  湘声报:您是中国作协会员,著名翻译家叶廷芳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说,翻译家在作家协会是“二等公民”,您是否有同感?


  江枫:翻译家在作家协会确实不受重视,这次3位作协会员一起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文艺报》却没有报道,而别人写个小说就能大加报道。我把这个问题反映给铁凝(中国作协主席),她后来专门找我,但我去台湾了。


  湘声报:翻译现状的不如人意对中国文学会有什么影响呢?


  江枫:我相信质量不高的翻译对中国文学会有不好的影响,因为原来好的作品产生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比如有些人看了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而开始写小说,有些诗人也是从狄金森诗集里学习写诗的方法。不好的东西上世纪30年代曾经有过,那时李金法他们翻译的象征派不知所云,于是有人就跟着写出那种不知所云的东西来。


  湘声报:您书里有些文章毫不留情地批评其他翻译家,不怕得罪别人吗?


  江枫:我不怕。这本书(《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本来武汉大学出版社要出的,但是因为里面批评了太多人,很多人都还活着,导致他们不敢出了。可是我也不能等他死了以后再批评,他活着的时候还能改啊!后来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华文的总编说我在书里批评了30位有名有姓有影响的教授和博导。你看我这本书的第一页下面写着法律顾问机构,我不怕打官司,因为我的评论都站得住。


  湘声报:也有人批评您的翻译,您如何对待呢?


  江枫:我不怕别人找毛病,批评合理的我就接受。比如我的第一版雪莱里面有一首长诗《暴政的假面游行》,我的清华同学说其中有些句子太拖沓,我后来就改了。很多人都是不批评别人的,一是批评的东西比较难发表,二是批评别人是要准备挨批评的。其实活着的时候能听到人家批评是一种幸福,因为我还能改啊。



人物简介:


 江枫,1929年7月生于上海;1946年—1949年在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学习,1956年—1957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46年创办《晨星》杂志开始发表作品并任主编,1949年参加解放军,历任记者、编辑、研究员;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创始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1991年获得国务院社会科学突出贡献特殊津贴;1995年成为“彩虹文学翻译终身成就奖”外译中惟一得主;今年9月,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他翻译了大量国外著名文学作品,尤其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及美国狄金森、惠特曼等诗人的作品,为中国当代译介外国诗歌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是一位影响卓著的翻译理论家,先后出版《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2009年)、《江枫论文学翻译自选集》(2009年)和《江枫翻译评论自选集》(2009年),对我国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评论开展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