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ng2.png

我们现在需要理性的强硬 ——对话湘籍外交官、中国驻旧金山大使衔总领事袁南生

2016-12-04 14:54来源:湘声报-湖南政协新闻网作者:湘声报记者 刘敏婕 实习生 孙怡然 

2013年9月25日,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袁南生代表湖南省益阳市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市市长比尔·哈里森签署了两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谅解备忘录。


袁南生出席美国华商总会33周年庆晚宴




  〇外交是有争有让的艺术,在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决不让,但在其他问题上应该灵活处理。


  〇这些年中国发展了,国人越来越自豪,这很自然。但一些人的心态开始浮躁起来,在对外态度上开始骄傲起来。


  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居盛思衰,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以谦虚的态度加强对外交往。

  “外交家的使命之一就是尽可能避免战争。”谈起钓鱼岛和黄岩岛局势,4月5日即将赴任的中国驻美国旧金山大使衔总领事袁南生说,“中国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中国,而是子孙万代的中国,我们没有资格轻言战争,更不能轻言‘玉碎’。”


  3月12日,在省委党校举办的专题报告会上,袁南生结合自己13年的外交经历畅谈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现状,透露了许多外交秘闻,语言风趣幽默,令听众兴奋不已。


  1954年出生于益阳的袁南生是为数不多的湖南籍现任大使之一,在今年2月卸任驻苏里南大使之前,他曾先后担任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驻孟买总领事和驻津巴布韦大使。此次,他在赴美之前回湖南小住几天,并在长沙接受了湘声报记者专访。

  首批“地方来的外交官”

  “神秘、风度翩翩、出入高端场合”是袁南生以前对外交官的印象,在进入外交部前,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更没想过有一天自己成为驻外大使。


  为了加强使节队伍的建设,2000年,中组部、外交部首次在地方和中央机关选调12名高级外交官,时任湖南大学衡阳分校党委书记的袁南生从众多地方干部中脱颖而出,和他一起被选调的湖南老乡还有当时的省外经委副主任、现任中国南太平洋事务特使李强民。


  袁南生自学成才的经历一度广为流传:13岁小学没毕业就参加工作,坚持自学英语并研究国际关系,1987年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研究生,这条新闻还上了当时的《湖南日报》和《北京大学报》。


  被媒体誉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具有博士和教授头衔的大使”的袁南生特意向湘声报记者说明,民国时期多位大使具有欧美博士学位,如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和蒋廷黻,而新中国前任外交部长乔冠华也在德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们是洋博士,我是土博士”。

  小国影响力不容忽视

  

  津巴布韦和苏里南,袁南生作为大使所派驻的是中国人不甚熟悉的两个国家,但他说小国影响力不容忽视,“联合国投票时,小国也是一票,国际政治越民主,小国地位越重要,所以中美等大国都越来越重视小国的影响力”。


  袁南生精辟点评了自己曾工作过的四个国家:埃及“造最大的墓(金字塔),修最大的河(苏伊士运河),当最大的官(加利曾任联合国秘书长),泡最大的妞(戴安娜王妃生前埃及男友多迪),实施最大的恐怖袭击(“911事件”飞机驾驶员阿里是埃及人)”。


  印度“穷而不苦,杂而不乱,脏而不病,闹而不喧”,他感叹道,印度自开国以来全民医疗免费,民意调查中83%公众选择来生还当印度人,可见其总体上是一个和谐社会。


  津巴布韦则拥有“对工作的悠哉心态、对食物的老虎心态、对财富的分享心态、对死亡的淡然心态、对生活的乐观心态”。袁南生笑说,津巴布韦的很多企业半个月或一个星期就发一次工资,因为很多人拿到工资就会立马用掉,很难坚持到月尾,但他们却鲜有为饿肚子愁容满面的。


  “天上神仙洞,地上苏里南”,那里“没有地震、没有海啸、没有台风、没有火山、没有瘟疫、没有战争、没有特权、没有黑社会、没有民族和宗教冲突,男尊女不卑、吹牛不拍马、承诺不守信、坐吃山不空”,袁南生的一番话令听众们窃窃私语,讨论着找机会去苏里南旅游。


  对于中国的海外形象,袁南生则坦率地说:“中国在外国政府中的形象优于老百姓中的形象,经济形象优于政治形象,整体形象优于个别形象,比较形象优于欧美形象。”


  部分国人的虚骄之气令人担忧

  湘声报: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复杂,一些学者和民众认为中国外交政策过软、不如毛泽东时代强硬,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袁南生:这种说法是不全面、不准确的。首先,是否强硬不等于是否正确,毛泽东时代外交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一味强硬,有强硬的时候,也有妥协的时候,那时媒体不发达,很多让步的事大家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对制定世界游戏规则毫无话语权,上世纪70年代重返联合国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大部分投的是弃权票。类似例子还有很多。


  其次,当代中国外交是在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我们敢于就许多国际问题发表意见,敢于说公道话,敢于伸张正义。黄岩岛、钓鱼岛事件实际上给了我们变被动为主动的机会,中国军队登上黄岩岛,天天有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巡游,现在难受的是菲律宾和日本。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和台湾有“邦交”的巴拿马总统去年访日时说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中方向他表明严正立场后,总统发表声明说自己在日本喝酒喝多了,讲的是酒话不能当真。可见中国的影响力之大。


  外交是有争有让的艺术,在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决不让,但在其他问题上应该灵活处理。毛泽东时代的某些强硬的做法是当时时代的产物,现在时过境迁,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理性的强硬。


对话袁南生


  湘声报:你在《中国千年外交与国民心态》中总结了中国人的四种国民心态:天朝心态、内向心态、中庸心态、面子心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你觉得中国人的外交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


  袁南生:这些年中国发展了,国人越来越自豪,这很自然。但一些人的心态开始浮躁起来,在对外态度上开始骄傲起来。网络论坛中的外交报复论调、国际赛场上国人的愤激情绪逐渐蔓延。还有的人以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非洲、拉美的中小发展中国家,以为天下就中国一枝独秀,甚至误以为中小发展中国家的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放”他们。

  弥漫在部分国人特别是某些官员之中的虚骄之气令人担忧,连一些学者,也大谈特谈“中国的世纪”来刺激暴发户心态,诱使国人奔向民族主义狂热的火坑。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居盛思衰,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以谦虚的态度加强对外交往。


  湘声报:这种浮躁和狂热的心态对中国的外交有什么影响?


  袁南生:牵制了外交的调控能力。中国外交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中国发展要防止的最大的弊病之一就是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中国历史上吃这个亏的例子太多了,因为一狂热就不理智,干什么事一开口就是要打要打。

  反思历史上发生的某些事情对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是有帮助的。甲午战争时,李鸿章谈好了100万两银子就是现在的700万美元以补偿军费的名义给日本,日本答应了从朝鲜撤军,但当时全中国人民都要求打,因为中国GDP当时是日本的2倍,北洋舰队名列世界第六,日本舰队名列世界第十二,中国人认为自己必胜。当时在华2万日本间谍发回的情报一致认为如中日开战,日本必胜,因中国已全方位腐败。

  虽然我们不能说如按李鸿章的意见办,就不会有甲午战争的惨败、台湾的割让和巨额的赔偿等等,但国人对自身的认识不如日本间谍看得准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反思。对自身认识都不准,如何理性爱国?中国不缺强硬的传统,鸦片战争以来每一次反侵略战争中国都敢于宣战,第一次鸦片战争是道光皇帝宣战,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宣战,八国联军侵华时西太后向十一国宣战。


  湘声报: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理性爱国。


  袁南生:是,理性爱国非常重要,去年国内一些对钓鱼岛事件的过激行为,包括长沙的抢砸事件,在国际上影响就非常不好。

  外交艺术在于度的把握

  湘声报:身为特命全权大使,你如何履行自己的使命,什么事可以自己拍板?


  袁南生:比如我在津巴布韦发起认养艾滋孤儿的活动,动员中资企业、华侨华人第一次认养了三千艾滋孤儿,这就不需要请示。但是如果对方提出来,希望中国给他们支援一个化工厂,这就需要请示,这不是大使可以决定的问题。还有在政治上邀请客人访华也需要请示。其实社会越发展,通讯技术越发达,大使的权力越小,因为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可以直接通话,大使有事可以直接请示国内并迅速得到回复。


  湘声报:当中国利益与驻在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大使应该怎样处理?


  袁南生:经常有这种情况,这时必须平衡,该坚持我们利益的时候要坚持,该让步的就要让步。有争有让,整个外交的艺术就在于度的把握。

  以前在苏里南有一个华侨商会,其背后是中国国民党苏里南委员会,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与使馆之间没什么来往,我去了以后,主动上门和他们交朋友。胡锦涛主席都可以和连战握手,咱们为什么不能和他握手呢?以前遇到他们挂旗的时候我们都有意见,后来我跟使馆官员讲,我们要有历史知识,如果他挂青天白日旗,一般没有问题,那是国民党的党旗,但是挂青天白日满地红那就不行。实际上他们自己有时也搞不清楚,只要他不挂红的,必要时我就去参加他们的有关活动。


  湘声报:你在非洲、拉美工作多年,近年来西式民主在这些国家落地生根,对中国的外交方式是否有影响?


  袁南生:中国在非洲有一批老朋友,以前不少国家长期是一个党执政,我们同执政党保持好关系即可,按当时的话说是“做好当权派工作,不和反对派打交道”;随着西式民主在非洲和拉美的发展,很多国家通过选举轮换政府,今天还是反对党,明天就可能是执政党了,所以我们两边都要打好交道,才有利于长期发展。从苏里南大使岗位上离任时,苏里南总统鲍特瑟和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统费内西安都出席了我的离任招待会,这是总统和前任总统自2009年新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同时出席一个活动。

  最大压力在于统一各方利益

  湘声报:公众看到的外交官光鲜亮丽,你觉得这份工作最大的压力何在?


  袁南生:最大压力是如何把各方利益统一起来。我这次离开苏里南获得苏里南国家最高荣誉——一等总统棕榈勋章,这是苏里南开国以来第一次授予外国大使这一荣誉,以前外国大使被授予的都是三等勋章。在前总统费内西安请我吃饭的宴会上,东莞同乡会会长张丰年就说:“当大使既要使政府满意,也要使老百姓满意;要使执政党满意,也要使反对党满意;要使北京满意,也要使帕拉马里博(苏里南首都)满意,那都是有矛盾很难统一的。袁大使你做到了,很不容易。”


  湘声报:你在大使生涯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袁南生:我到津巴布韦前,台湾的慧理法师在当地援建一个可容纳千人的艾滋孤儿院,本意是要把这些孤儿培养成佛教徒,把佛教传播到非洲。这是很大的项目,所以总统夫人给他提供用地用于盖房,同时捐出自己的部分农场为孤儿养奶牛和种植蔬菜,总统和夫人出席了开工仪式,并且发表声明称津巴布韦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如何对待台湾人的这个慈善项目?当时使馆内部有不同意见甚至有争论。我到任后拜会总统夫人时,从她那里了解到有关情况,立即转变思路,把它调整为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捐建的慈善项目。第一,台湾出钱,我们也出钱,例如,推动中国钢铁公司捐了20万美元,推动泰山玻璃钢公司捐了大量钢材;第二,推动商务部给孤儿院配套援建一所800人的中津友好孤儿学校;第三,我们跟慧理法师谈好,他负责盖房子和孤儿吃穿,使馆负责孤儿的学习,孔子学院派老师教汉语,五台山派老师教佛学,少林寺派老师学武功。这个孤儿院在我任内开工,今年1月已经正式启用。通过改变传统的外交方式,将其转换成两岸都乐见其成的一种形式,这就需要智慧。


  湘声报:2000年以前,中国使节大多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外交部工作,与你这种有丰富地方工作经验的大使有何不同?


  袁南生:外交部原来的干部与地方选调的干部各具优势,需要互相学习。地方干部的外交职业感觉不如外交部原来的干部那么敏锐,但从地方选拔上来的使节确实也有一些特点,例如,人脉关系要宽一些,利用这些人脉可以为外交事业服务。我曾经在湖南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工作,前不久我就请了两位著名的画家到苏里南进行了20天写生,然后在那举办了一个中国画家写生作品展,总统、副总统、议长、各国大使等都来参观,送了一张画给总统,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

  苏里南有14个侨团,97年前侨界开始分裂和分立,前几任大使曾致力于把侨界联合起来,但一直都没有成功。后来我接任第十任大使,去了不久就把他们联合起来了,从推动成立到真正成立,不到2个月,秘诀何在?其实就是不能陷入思维误区。因为联合总会一般都设有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等职务,只要搞这个把戏就搞不成、注定要失败,凭什么浙江侨团就是常务理事,我安徽侨团就是理事?前九任大使都是因此而没有搞成。我提出任何参与创建联合总会的侨团领袖都是副会长,大家的任务就是选一个会长,选一个常务副会长,并且不得连任。这样一来,联合总会很快就成立了,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等致电祝贺。到现在为止世界各国华人侨团仍然只有苏里南搞成了。

  侨界联合起来以后影响很大,苏里南马上就把中国的春节定为了他们的国家节日,还在去年发行了龙票,苏里南是除中国外唯一发行龙票的国家。 

  没有湖南人就没有中国的近现代外交

  湘声报:我们很好奇,大使在外的待遇如何?


  袁南生:大使官不大,但待遇还是挺好,配有一个厨师,还有工勤帮大使理发、烫衣服、做清洁等,我曾特意请了长沙饭店的厨师到津巴布韦使馆工作。

  我在津巴布韦的官邸有1.8万平方米,种了很多植物和花卉,还有游泳池、网球场、健身房、乒乓球室等。因为我们经常会邀请一些重要人士到家里来吃饭或搞其他活动,国外的传统是在家里宴客才是最高的规格,湖南红飘带艺术团访问津巴布韦时就曾在官邸演出。

  我在苏里南的官邸开始是4300平方米,后来扩大到了1.2万多平方米。我们自己填海的成本是100美金1平方米,之后变成300欧元1平方米,所以这么一填,国有资产升值1300多万元。当然在发达国家的大使官邸就没有这么大,因为都是寸土寸金,像我即将去旧金山的官邸只有3000多平方米,但仍然是发达国家里面最大的之一。


  湘声报:据你所知,现在担任驻外大使的湖南人有哪些?


  袁南生:一个是刚刚离任的前驻瑞士大使吴恳,一个是李强民大使,他是前驻赞比亚大使,现在是南太平洋事务特使,一个是驻牙买加的郑清典大使,然后就是我,目前好像就是这4个。


  湘声报:你如何评价湖南人在外交舞台上的地位?


  袁南生:没有湖南人就没有中国的近现代外交事业。中国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外交家群体的崛起和外交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湖南人。

  湖南出了中国第一个外交思想家魏源,中国第一个驻外大使郭嵩焘,中国第一任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黻。此外,与沙俄签订《伊犁条约》收回伊犁的曾纪泽,二战期间因拯救数千犹太人而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都名垂中国外交史。新中国成立后的11位将军大使中,来自湖南的就有4位,长沙人袁仲贤出使印度,醴陵人耿飚出使瑞典,常宁人彭明治出使波兰,长沙人谭希林出使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说,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为湖南外交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