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顿病中创作新长篇《幸福街》:这是一次涅槃和重生

2019-04-01 08:09来源:湘声报-湖南政协新闻网 


“我们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就知道19世纪的法国是怎么回事,读狄更斯的小说就可以看到英国那个时代的样子。我希望百年以后的读者,手里捧着一本《幸福街》,就了解当时湖南的生活。”不久前出版了长篇小说《幸福街》的何顿,谈及自己的创作时坦言,希望做时代的记录者和书记员。


对何顿来说,《幸福街》是自己的一次涅槃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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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街》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幸福街两代人跌宕起伏的命运,展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思想、际遇与时代的交融激荡。书中的黄家镇,浓缩了长沙人熟悉的芙蓉路、迎宾路、下河街、湘江岸边等地。而文革、知青、招工、下岗、改革开放、互联网+,这些极富时代印记的内容,在何顿惯常使用的地域性语言的勾勒下,鲜活而生动。


写作小说之前,何顿被查出重疾。病榻之上的他,在痛苦中萌生了创作的灵感,一边与病魔斗争,一边坚持创作,《幸福街》由此诞生。

   

1

“创作像一束光,照耀着我的人生”

   2015年体检时,何顿被查出癌症。


   没生病之前,他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信心——每周打二三次羽毛球,每次可以打一二个小时,是球友心中的运动健将。面对检查结果,他一时难以接受。


手术前一天晚上,何顿躺在病床上,辗转难眠。病房小黑板上“恶性肿瘤”4个字,深深刺痛了他,盯着这4个字,疲倦却没有睡意。明天能否活着从手术台上醒来?未知生死的何顿胡思乱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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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迷糊糊将要睡着之际,“很奇怪,一个几十年没有见过的同学,就是《幸福街》中林阿亚的原型,一个我在青年时代喜欢过的女孩,突然跳到我的脑海里,她朝我回头一笑。”何顿说,紧接着《幸福街》中陈漫秋的原型,也出现在脑海中,随后小说中的黄国辉、张小山,以及他们的父母也一一变得清晰起来。


创作灵感让何顿睡意全无,当下便决定:“如果明天能活着醒来,我一定要写我们自己这一辈人的故事。”


第二天的手术很顺利。术后的第五天,何顿便在病床上开始了创作。医生劝他将身体养好再写,女儿也过来抢他的电脑。何顿央求女儿:“我要是不写,时间一长就忘记了,你让我慢慢写。”


就这样,《幸福街》在医院的病床上诞生了。


刚开始,何顿只写几行字就感觉非常疲劳,但他稍作休息后,又开始创作。“那时文学对我就像一束光,它照耀着我的人生。如果我不写作,这口气就吊不起来。而且正是因为对小说的思考,才分散了我对病情的痛苦与担忧。”


出院后何顿在家中继续写作,那段时间仍然有些力不从心。他上午写一二个小时,便去散步,在散步中构思。时间来到2018年,何顿逐步康复,他开始了整天的创作。“写自己这代人的故事很有味,他们在我脑海中根深蒂固,一个个人物简直就是呼之而出,把他们变到我的作品,让我很享受。”


《幸福街》写完后,经历了4次大的修改,才最终得以出版。何顿说,如果没这本书,重病及恢复的这几年他会过得茫然而凄凉。

2

“花甲之年的我,可以为50后做个总结了”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何顿,从《我们像葵花》《就这么回事》《眺望人生》《荒芜之旅》等,再到现在的《幸福街》,他的文学创作始终扎根在长沙这片沃土上。


在《幸福街》中,何顿通过一个个普通老百姓的故事,书写着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近70年的长沙变迁。他笔下的“幸福街”,在长沙的历史上确有其名,曾位于南门口一带,也是何顿曾居住13年的地方。


何顿的父亲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1968年,一家人从学校被赶到了幸福街。


“书中何勇的家就是我的家,黄国辉、林阿亚都住在这条街上。”何顿说,“他们都是我很熟悉的人,像浮雕一样,一个个呈现在我面前。接近花甲之年的我,可以为50后做个总结了。”


林阿亚、陈漫秋是何顿笔下两位女孩。这两个女孩有一个共同点,出身成分不好,从小备受命运挤压,但她们始终不放弃任何希望与机会。“我们那个年代,出身不好会被老师同学看不起,林阿亚、陈漫秋等在浊浪中逆流而上,挣扎着成长,最终获得了幸福。”何顿说,这是他在小说中传递的生活态度,也是对今天的人们寄予的希望。


今年2月,《幸福街》中的原型人物林阿亚、陈漫秋等参加了一次老同学聚会,她们捧着小说朗读,书中活灵活现的青葱岁月,让大家不禁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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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幸福街上的人命运各不相同,比如主人公何勇儿时的小伙伴张小山、黄国辉最终沦为杀人犯。


为何会这样?何顿说:“我们这代人中有很多和张小山、黄国辉一样缺少文化,我们读初高中时,班上只有一本课外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像何勇这样去大学深造的人很少。他之所以与张小山、黄国辉拉开了距离,因为他在不断学习,而张、黄两人却沉湎于打桌球、打麻将,最终走向了不同的结局。”


在《幸福街》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大量对话的语言,直白而充满浓郁的湖湘特色。比如,“呷饭”“不晓得他肯不肯借”“别在我家门前撒野,死远点”等,让人读来亲切而生动。


在粗犷的语言中,蕴含着何顿细腻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考。书中有很多感悟,如“身份变了,思想也会跟着变”“我们这代人没文化又好面子”“是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害了他”,语言朴实,却令人深思。

3

幸福源自日常生活的小事

 

何顿的人生,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许多人一样,颠沛而起伏。丰富的人生经历,为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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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顿曾经历了父亲挨斗、家庭变故的曲折童年,也有以逃课为乐事的年少无知。1977年,他前往开慧公社插队务农,亲历了当时农村不可想象的贫穷,并接受了劳动磨炼。在逆境中,他始终觉醒着、奋斗着,后来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


上大学时,何顿学的是油画专业,为何后来会走上创作之路?“老师说要成为一个好的画家,就要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不然就只能成为一名画匠。”老师的这句话,被何顿深深铭记在心。


从此,他的身影遍布在校内校外的图书馆里,读书笔记写满了很多个本子。那时寝室十点半关灯,但是借来的书还没读完。怎么办?何顿就打着手电筒看书,手电筒的电池很贵,他又买来煤油灯,追着微弱的灯光读书。


后来,何顿不再满足于借书,每到周末,他便去当时五一路的新华书店买文学类新书看,一直买到几乎无新书可买。“就是在不断读书的过程中,我改变了兴趣,最终成为了一个作家。”何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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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顿在为《幸福街》读者签名。陈尽美摄

 

在《幸福街》中,何顿把人们在世俗生活中对幸福的追求写得淋漓尽致。他心中的幸福是什么呢?在何顿看来,并不是获得巨大成功才是幸福,很多的幸福都只是日常生活的小事情,而且不同阶段、不同时间会有不同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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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文学奖得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何顿创作的长篇小说《幸福街》,被认为是湖南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长沙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作品研讨会。

对话何顿

               

我想表达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

湘声头条:《幸福街》与您以往的作品相比,有没有表达的共性?


何顿:我写作这么多年,除了写抗战小说《黄埔四期》以外,我想表达的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幸福街》是当时年近六十的我,对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一代人的总结,希望传递一些正能量。


《幸福街》中可以看到人的成长和变化。黄国辉属于莽汉,在讲义气中盲从。张小山鬼点子多,但他不会觉得自己知识不够而去阅读、去学习,而是老想着去捞钱,想用非法手段获利。何勇属于我们这代人中比较好的男性,正直、有原则性。林阿亚与陈漫秋是我们这代人中的凤凰,能飞出来,成就自己更强大的人生。

湘声头条:《幸福街》中您最欣赏的人物是哪一位?


何顿:男主角我最欣赏何勇这种类型,尽管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但他能坚守原则,有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能够秉公办事。女主角我最欣赏林阿亚,她在逆境中像荷花一样,而且能不断成长,找到自己的位置,最终成就自己的人生,获得幸福。

湘声头条:在创作中运用大量长沙方言,这是您作品的一个特点。


何顿:我的母语就是长沙话,平时思考也都用的长沙话思维,这也影响我在写作时基本都是采用长沙方言,我脑海中很少有普通话。但如果我觉得这句长沙话可能外省人读不懂时,我还是不会用。我用外省读者和湖南读者都能读得懂的语言进行创作,在此基础上再用长沙话表达。如果我写的某句长沙话可能会让外地人产生阅读障碍时,我会采用书面语言表达。

END

文|湘声报记者 陈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