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80后硕士坚守8年,只为一部1400万字典籍

2019-04-15 09:46来源:湘声报-湖南政协新闻网 


  作为国务院批准立项的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自20世纪80年代筹备以来,经过了30多年的风雨岁月,现已全面出版。大典分哲学典、文学典、历史典、艺术典等24部分典,总计约8亿多字。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古籍整理出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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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典•艺术典》 湘声报记者陈尽美/摄

 

  在这部大典中,“出版湘军”之岳麓书社承担《中华大典•艺术典》编撰整理工作,这部总计达1400万字的分典,由古籍编辑王文西与孙世杰,携手全国近百名艺术界泰斗级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完成。

  

  2019年3月,《中华大典•艺术典》获得湖南省优秀社科普及读物奖。

  

   两位80后扛下重任

  

  曾经,王文西无论走到哪,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只因他那一头及腰的长发。很多人不知道,这长发的背后,凝聚着他的一份诺言:《中华大典•艺术典》不出书,我绝不剪发。

  

  2012年1月,30岁的王文西参与《中华大典•艺术典》的编辑出版任务。比他大一岁的同事孙世杰已经干了两年。事实上,《中华大典•艺术典》立项于2006年,此前陆陆续续开展了一些工作,但进度缓慢。

  

  《中华大典•艺术典》是一部艺术类大型类书,收录1911年以前的有关戏曲文艺、服饰艺术、陶瓷艺术、书法艺术、音乐艺术等学科门类的几千种文献资料,下又设五个分典。

  

  王文西与孙世杰对这项任务其实很忐忑。因为当时全国十几家参与《中华大典》项目的出版社多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岳麓书社起步较晚,因此必须快步向前追赶。而且《中华大典•艺术典》的主要作者皆为全国艺术界的专家、泰斗,工作繁忙,有几位已是七八十岁高龄,精力、体力也有限。

  

  “大型类书二三百年才编纂一次。这对我和世杰来说,一生也许就只有一次机会编这样的书,我们必须扛下来。”王文西告诉湘声报记者,类书是指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并分门别类编排供寻检、征引的工具书。

  

  工作远比想象的更难。《中华大典》作为一部保持古籍原貌的繁体竖排类书,它有独特的经纬目体例规范,要求十分严格。“首先,查阅资料就绝非易事,要懂目录学才能找到相关文献。中国古籍有不同的版本,虽然宋版公认最好,但是很多都已经绝迹了。因此,这要求作者要从后代的类书中查找到最好的版本。”孙世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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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大典•艺术典》总主编金维诺(中)与孙世杰(左)、王文西合影

  

  资料找到了,如何根据要求选择材料呢?王文西举例说,比如《艺术典•书法艺术分典》下面一个“王羲之”条目,要搜集所有王羲之相关的古籍资料,包括他的人物传记、创作经历、书法风格、代表作品、著录情况、历代书评等等。条目下分设题解、论说、综述、传记、纪事、著录、艺文、杂录、图表等九个纬目,要将古籍资料一条条提取出来,放到规定的经纬目框架之下。一部古籍里最终只能筛选出几条可用资料的情况非常普遍,有时甚至仅有一条可用资料,但是也不能遗漏。此外,九个纬目下面所有资料还需进行排序,并不是资料的简单堆砌。

  

  作者完成初稿后,王文西与孙世杰则要根据经纬目体例规范的要求,一条条去甄别,再进行内容的增删,有时甚至要替作者完成断句标点的繁重工作。

  

  在历经六审六校后,王文西与孙世杰终于完成了《中华大典•艺术典》的编纂和编校工作,最终成书规模约1400万字。

  

  “我们两人起码查阅了7000万字的资料。光底本便打印了几箱,有时我们需要核对七八个版本,一页页核对,最终确定无误。这些基础工作,就像盖房子一样,需要一砖一瓦的建设,而我们要尽可能把质量提高。”孙世杰说。

  

  

  与时间赛跑

  

  编纂《中华大典•艺术典》的路上,王文西、孙世杰能坚持多年,他们说,是受到诸多年迈老专家们的精神鼓舞。

  

  当看着一位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们,余生之年仍把余辉奉献给大典,这让王文西与孙世杰也有了一种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很多编纂作者年事已高,看着他们头发一年比一年白,我们总有一种无由的焦虑感,实在害怕时间来不及。”王文西说。

  

  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寻找可用资料绝非易事,何况很多古籍已经年代久远。有些珍本、善本已经属于图书馆的文物不能外借、不能拍照,最多只能翻看。“老先生们有时为了一条材料,就去图书馆、博物馆借阅,戴着老花镜,一笔一笔将资料手抄回来,全是字迹工整的小楷,生怕我们看不清。”王文西介绍。

  

  王琦珍教授因为长期伏案,视力模糊需要动手术,但他担心手术后要休养几个月,会影响正常看稿,他向医生提了一个要求,等稿件编校完成后他再动手术。

  

  有一次,王文西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修生家拜访,独居的他,指着墙上一张相片微笑着说:“这是我老伴,她也是我们学校的教授,2006年我们两个人还一起编书,现在已经挂在墙上啰。”王文西俯身愧疚,眼泪夺眶而出。

  

  最让王文西感到亏欠的是总主编金维诺先生,他是我国现代美术史教育的奠基人。每年春节前,王文西都会去北京顺义看望老先生,并汇报工作进展情况。金老晚年双耳失聪,90岁以后交流全靠“笔谈”,但是一直对《艺术典》怀有殷切的期望,清醒的时候就会对王文西说:“我老了做不动了,你们再赶一赶吧,谢谢你们。”

  

  2018年2月12日,王文西拿到印刷厂送过来的新书时,离春节只有3天了。王文西想着春节后带着新书去给金维诺先生拜年,然而,老人在正月初二离世了。“当我初四早上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人就崩溃了。”王文西说。

  

  这是一部凝聚了老中青三代作者、编辑多年心血的书。在编纂过程中,参与的前辈都很心急,对两位青年古籍编辑提出了很多要求和意见。2018年,当书出版以后,老专家们纷纷打来电话感谢他们所作的努力。“只有亲历过其间的人才知道其中的艰辛,有他们的认可,我们觉得付出是值得的。”孙世杰说。

  

  

  冷门中的坚守

  

  “彼岸花开慰寂寥,诛心何必奈何桥。芸编问世仙人杳,衣带蒙尘谢女娇。磨剑归来须醉酒,浮槎隐去任吹箫。剪断青丝君莫笑,余生未老不及腰。”2019年1月3日,在女儿6岁生日那天,王文西剪去了自己的长发,并为这一段经历,写下了七律《艺术典修成剃发咏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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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西曾经的长发

  

  “女儿从出生开始就没见过我短发的样子,一岁多还对着我叫‘妈妈’。”王文西笑道。

  

  古籍编辑在所有的文字类编辑工作中,也许是最考验耐心的。除需要较高的文化素养外,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为了《中华大典•艺术典》,孙世杰坚守了8年,王文西则坚守了6年。

  

  孙世杰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他们那届的6名硕士毕业生,只剩下他一人从事古籍编辑这个职业。“古籍整理受众面很小,又难出经济效益,因此大家不愿从事这个行业。必须非常热爱古籍,不计较名利得失才能干下去。”

  

  王文西2007年从湖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便入职岳麓书社。王文西的导师是冷鹏飞教授,同门师兄弟被称为“冷门弟子”。“耐得住寂寞是师门的学风。”王文西说,“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不管在怎样的处境,什么样的待遇,内心都要有热情支撑下去,读书人要有精神寄托。”

  

  物质上的收获也许并不多,但对孙世杰而言他收获了更丰富的精神世界,“整理古籍时,你会发现中国古典文化博大精深,这让我的内心世界也变得更强大。”

  

  如今《中华大典》已编纂完成,这对两位古籍编辑而言,一切绚烂都已经归于平淡。“这个项目做完后,我对文化的积累、思想的深入度会高很多。”孙世杰感叹。

  

  王文西也表达了同感:“这部书是我职业生涯最大的荣幸,哪怕等到我退休,我还会记住这部书、这些人。”

  

  其实,在岳麓书社,如同王文西与孙世杰一样的古籍编辑还有很多,为了一个选题、一套丛书而坚守数年甚至数十年。岳麓书社首席编辑唐浩明先生,用几十年时间编纂了《曾国藩全集》,他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在上世纪90年代曾洛阳纸贵。

  

  岳麓书社副社长马美著不吝对王文西与孙世杰的赞赏:“为了这个项目,我们成立了项目协调小组,由社长担任组长,总编辑和一名副社长双重分管该项目,并破格启用年轻编辑负责。这些年来,文西和世杰两位青年编辑一直在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的工作。这也是岳麓书社的编辑们在一代一代传递着书社的精神,他们很好地接过了这个接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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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湘声报记者 陈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