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沧浪之水》不是官场小说

2015-01-13 12:02来源:湘声报-湖南政协新闻网作者: 湘声报记者 肖迪 

 

  2004年最后一天,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获得第三届毛泽东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犹如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拿了第一名,阎真难掩内心的欢喜和激动。


  阎真喜欢文字,也沉醉在游弋于城市人文话语的快意人生。虽然一身的书生气质,与这个社会的世故有些距离,但这并不妨碍他用理性的眼睛去观察,用笔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去再现社会的脉动。


  在阎真的《这是我的宿命》一文里,有这样的话语,“如果我对创作有什么梦想,那就是,在一个自己已经不存在的世界中,还有人在读自己的书。这是痴心妄想,但也是最大的生命诱惑,一个比千万富翁的梦想更大的梦想。”


  可以想见,这个以写作为生存方式的人,内心充盈着一个简单却异常认真的文学梦想。

从文宿命


  阎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师范院校的老师,他从小在平静的院校氛围中长大。


  年幼时,阎真对语文并没有特殊的感觉,倒是数学成绩拔尖。这样一直到初中时代,因为一个女同学,阎真开始走进了文字的多彩天地,“因为这个女生的语文成绩特别好,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里读,我很不服气,下决心要超过她。”


  阎真因此与文学结下了缘份,但他并没有想到这个不解缘份将他与文学人生紧紧相系。


  1973年,阎真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只好在社会上到处打零工。担土,挑沙子,倒预制板,这些活他都做过,但肉体上的磨难比起内心的空洞,是微不足道的。“未来一片渺茫,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也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即使这样,阎真并没有放弃学习,“有时候我把英语单词写在手背上,有空就看看。其实,我也不知道学习有什么用,为了什么,只是不愿意远离书本。”


  迷茫的他,当时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到国营工厂当一名工人。1975年,湘潭电机厂技校招生,阎真在那里学了两年铣工后,被分配到株洲拖拉机厂当了一名工人。


  1979年8月的一天,阎真偶然翻看一本《湘江文艺》,上面有一则“建国30周年全省青年文学竞赛”的启事。不知是什么力量的驱使,他心中一动,就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个短篇——《菊妹子》,文章投了过去,没想到竟得了奖。作品获奖大大鼓舞了阎真的信心,也在无意间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虽然从来没有上过一堂历史和地理课,但高考时阎真还是决定报考文科。


 “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树立了我的信心,那我跟文学的关系就不是今天这番景象了。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偶然的翻看,心中一动,还有获奖,这一连串事情的发生,是命运的召唤。这是宿命,除了宿命,别无解释。”


  1980年,阎真以株洲地区文科状元的成绩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北大的学习生活,阎真感受最深的是她的宽容。“她以海纳百川的气度,让每一个学生沿着自己个性发展的方向自由选择。她允许我以小说作为毕业论文。是北大培养了我一种富于想象力的开放性思维。”

放弃绿卡

  1988年,阎真前往加拿大留学,在那里呆了4年时间。然而,在众多“海漂”期盼的绿卡变成现实的时候,阎真却做出了一个令很多人都难以理解的决定——放弃。


  在加拿大的4年里,阎真当过厨师、清洁工、塑料厂的工人,还送过广告。刚到加拿大时,在零下20多度的时候,他连续七八天都找不到一份工作。“那时非常艰难,人种没有优势、语言没有优势、专业没有优势,那种苦,不堪回首。”


  既然这么苦,苦尽甘来时,阎真似乎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甘甜,但他却选择放弃。至于原因,阎真说,非常个人。说到根本还是对中国文化的依恋,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依恋,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起来的,特别因为自己学的是中文,对中国文化有本能的依恋,对异国文化也有特殊的排斥。“这决不是理性观念的问题,而是情感本能的选择。”阎真不否认加拿大的好,“那里空气好,水质好,资源丰富,人口稀少,也有朋友劝我,一张绿卡值几十万人民币,就这么丢了?但我想,如果这张绿卡不能给我带来幸福感,于我何用?文化生存说起来有些玄,其实很具体,你是黄种人,你的语言不如人,你的文化感与主流社会有差异,这就决定了你的边缘状态。”

“这种边缘状态对人的自尊和自信是有毁灭性打击的。在大学教书,在研究所搞科研,人家把你当成一种工具,核心圈子对你是封闭的。比如在研究所,一个中国人,除非你有特殊的才能,像杨振宁、丁肇中那样,否则你很难独立进行一个项目,你扮演的只是一个高智商的打工仔。这种感受没有快乐可言,即使有,也是物质的,而非心灵的。”

抗拒“死亡”

  回国后,阎真继续在高校教书,很长时间没有再写小说,似乎这一辈子与创作绝缘了。但“宿命”又一次发出了神秘的信号,以神奇的力量指引他回到创作上。


  1996年,阎真出版了反映留学生活的小说《曾在天涯》,但当时海外题材的热潮已经过去,反响平平让他有些失望。之后,阎真构思两三年,开始写《沧浪之水》,并于2001年出版。《沧浪之水》因描述了当今社会权力和金钱对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冲击,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并获得《当代》2001年度奖、《小说选刊》两年一次的年度奖。


  《湘声报》:你写这部小说的主要动机是什么?


  阎真:西方有一种说法,叫做“知识分子死了”,是指在当代技术化社会中,知识分子失去了身份的象征。我自己是知识分子,痛感“死亡”之说正在演变为中国的现实。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人格意识正在淡化,而这两点正是知识分子的标记。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同时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甚至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不动声色的解构性,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小说,是对“死亡”的担忧和抗拒。


  《湘声报》:小说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阎真:1996年我开始构思,2001年小说出版。到现在已经出版了21个版本,将近30万册。

  开始写的时候,并不明确要写什么,花了两年时间,做了一千多条笔记,边想边写。最初我想写成批判小说,批判当代知识分子。但进入写作阶段之后,我发现仅仅是批判,就把事情简单化了,因为历史语境、社会背景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功利主义已经合法化,提出个人利益和要求也是正常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已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孔子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小人喻利,君子喻义。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还以这个作为标准的话,市场经济根本就没法进行。

  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嘲讽以至批判是容易的,可是要予以解析,却相当困难。但这是我最终为自己的小说定下的一个目标。在我的体验中,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们在精神上遭到了严峻的挑战。这是历史的大变局。小说如果不对新的历史处境予以说明,不回应挑战,却只是展开道德上的批判,不但是苍白的,而且是逃避的。


  《湘声报》:知识分子标记的缺失,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时代的悲哀呢?


  阎真:不能简单地说是时代的进步或是时代的悲哀。市场观念使社会在创造财富的时候,提高了效率。但从一个价值体系来讲,它无孔不入,向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渗透,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观念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摧毁了,至少也是一种震撼。

  我的小说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传统的精神资源在今天还能不能与现实发生有效的联系?“池大为”的精神坚守失败了,这种失败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是不是有必然性?余秋雨先生写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在虚无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向传统资源寻索,试图以此为依据建构当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平台,这是他的散文一纸风行的根本原因。但我认为,这种努力的效力十分有限。因为他还在用传统的精神资源来应对现代社会的现实,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精神资源,我不是说没有用,但它的有效性已经大打折扣。既然市场经济是个无可动摇的事实,无可讨论的前提,那么在这个事实、前提之下,怎样建构时代的人文精神、价值标准、价值体系,尽管我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回答这些问题,但我必须提出这些问题。


  《湘声报》:小说取名“沧浪之水”,寓意在哪里?


  阎真:沧浪之水,其实就是两种选择,清和浊的选择。但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这种选择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湘声报》:“池大为”的身上是不是也有你自己的影子呢?


  阎真:“池大为”的身上肯定有我的影子。看了这本书的人,都觉得我应该是一个老练、世故的人,文如其人嘛。但看到我这个人以后,却发现有反差,对不上号。我比较正统,是典型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湘声报》:在书里,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也是你想表现的主题之一。


  阎真: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内心渴望得到一种“承担”的机会。承担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自我证实的需要,还是拓展自我生存空间的途径。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渴望,是正常的,有权力才能有更多的承担,才有干点什么的机会。正如小说主人公所体验到的,承担既是世界需要自己,更是自己需要世界。

  但我觉得,权力机制对人的改造,是强迫性的,就是你必须遵循我的游戏规则不可。这里涉及到知识分子面对权力的问题,采取怎样的姿态,怎样进行选择。


  《湘声报》:你没有在机关单位工作过,也没有当过领导干部,怎么会把机关里的事写得如此生动、真实?


  阎真:我对官场的感知,来源于多方面。虽然我没有在机关呆过,也没有当过官,但是我看了很多相关的书,而且也听一些在机关工作的朋友跟我聊起他们的感觉,工作、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再加上我的想象,以及观察生活、社会的一些直观感受。

  许多人问,你写的是不是湖南省卫生厅?我说,不是。卫生厅我只去过一次,去的目的是了解卫生厅,上上下下跑了一遍,把卫生厅的部门设置、结构等等情况摸清。我选择“卫生厅”在于卫生、医院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具有一种普遍可接受的基础。卫生厅与医院联系在一起,医院就与每个人的生活联系起来了,这样与生活近一点。而且,卫生系统有人道的背景,把人放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去思考,跟市场经济的冲突更突出一些。所以血吸虫、抗洪、赤脚医生等等内容都可以写进去,如果不是卫生厅,这些素材都用不上。

  其实选择什么部门,并没有本质上的意义,只是选择卫生厅,更具有生命力的感觉。


  《湘声报》:《沧浪之水》与其它官场小说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阎真:有人将《沧浪之水》看成是官场小说,但我的小说的关键词不是“官场”,而是“知识分子”。当然,我的小说写了官场,但写法与其它小说有所不同。以前有两种写法,一是写正义与腐败的斗争,如《抉择》、《大雪无痕》等,这种写法对事情的理解有善恶二分法倾向;另一种是以揭露黑幕为主,如《国画》、《羊的门》。我的态度在这两种之外。我不想以极端的态度表现现实。在我看来,现实的形态相当复杂,不是黑白二字分得清的。我要表现的是,知识分子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何去何从,以及他们的心态变化。歌颂和批判都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我要表达的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与其他小说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每写一部小说,都会进行很多的理性思考。把表现的主角作为一个问题来思考,这是我写作的特点。


  《湘声报》:有些人批评你给予小说主人公太多的同情和理解,你怎么看?


  阎真:有的网友在网上批评我的小说,认为我对主人公给予了太多的同情和理解,甚至说我对他们心灵的堕落给予了太多的同情、纵容。我的看法是,我的确在用同情和理解的笔调来写这些人物,但我并不认为我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在书的结尾,池大为仰望天空,群星闪烁,深不可测。在这里,我的表达是,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有时要做一些迫不得已的事情,但从内心来说,还是向往崇高的东西,如果理解了这样的结尾,那就会明白,我不是赞成他们的蜕变,而是他们在生活和自尊的窘迫中无法坚守下去,也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坚守下去,很大程度上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我只是把它客观地反映出来。


  《湘声报》:你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内容?


  阎真:下一部作品是关于女性生存的。这部作品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重点资助作品。女性在社会中,当年轻、漂亮成为历史以后,怎样来面对这个世界。这个选题也是有感而发。为了写这本书,我已经读了几十本书,小说、理论书籍都有,做了一千多条笔记,所以我写小说的准备时间很长。我想应该不会失水准的。

阎真简介

  1957年出生于湖南衡阳。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得湖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