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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文艺创作,还是委员履职,始终坚守那份初心 水运宪:与生活贴近与人民贴心

2020-03-06 08:58来源:湘声报-湖南政协新闻网 


  □湘声报记者李飞整理 湘声报记者闫利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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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运宪,1948年5月生于常德,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六、七届省政协委员、第八、九、十届省政协常委。


  作家、编剧、省作协副主席、省政协常委……过去的岁月里,我的身份在不断转换。但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委员履职,我一直坚守着一个初心:与生活贴近,与人民贴心,时刻怀揣着一种矢志不渝的使命感。


  二十载政协履职经历,是我最为难忘的记忆。我深切地感受到,政协委员绝不是装饰身份的一片羽毛,作为委员,需要对人民、对时代、对国家有一份敬畏之心,肩扛一份责任,尽己所能,为人民疾呼,为时代、为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深入湘西创作《乌龙山剿匪记》


  从1975年发表第一部作品至今,我的文学创作已经走过了45年。对于文学,我始终心怀一份敬畏之心。


  1966年,我初中毕业以后,因为家庭原因,没能上高中,被招进常德电机厂做工人。按部就班的工作环境,很平静也很单调,闲暇之余,我便用写作填充精神的空虚。


  1978年,我创作了剧本《为了幸福,干杯!》。当时我把剧本寄给多家全国有名的剧院,包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久,剧本获得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亲自批示,并让我去北京编排话剧。该剧首演便大获成功,随后还获得了全国优秀剧本奖。与此同时,我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这期间,我创作的第一篇中篇小说《祸起萧墙》,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随着这两部作品的问世,我也由业余作家转变成了专职编剧、专业作家,先后调入省广电、省作协工作。


  1985年,时任湖南省广播电视厅厅长梅幼先,从参加新四军开始一直是部队宣传工作尖兵,1949年9月曾随解放军47军前往湘西剿匪。亲身经历过那场战斗的梅老先生,决定将湘西剿匪经历拍成电视剧。当时身为专职编剧的我,领到了创作剧本的任务。


  《乌龙山剿匪记》剧本创作是属于上级交待的任务,作品诞生也实属不易。当时正处在思想解放的年代,写作剿匪革命历史题材并不被人看好。我还是坚持了下来,用7个多月时间,深入湘西大山深处,接触采访了100多名曾经当过土匪的群众及其后人,以及几十名参与过剿匪的解放军战士。


  回到长沙后,我用半年时间完成了整个剧本创作。1987年,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播出,在全国创造了万人空巷的收视奇迹,并一举拿下“金鹰奖”等系列奖项和荣誉。


  时至今日,我一直觉得《乌龙山剿匪记》的成功,得益于我真正走进了湘西人们的生活,通过一个个故事,写出了那段艰苦卓绝的激荡历史。


  拍摄纪录片得到邓小平关注


  1992年3月的一天,我意外地接到时任省委书记熊清泉的秘书打来的一个电话,要我赶到熊清泉办公室。


  “小平同志南巡之前看了你们拍摄的那个片子。”熊清泉对我说。


  “很好,很振奋,南方值得一去!”随后,时任省委副书记孙文盛也向我转述了小平同志观片后的评价。


  他们所言的片子名叫《金海岸——闪光的思路》,是我1991年在珠海创作、拍摄完成的电视纪录片。


  1988年,针对经济过热现象,国家实行治理整顿,一些开发区发展受到限制,一时间,改革开放政策似乎变得疑窦丛生。


  1991年,几位从沿海回来的朋友告诉我:在珠海西区,当地人仅用3年时间,移山填海,造出了一个500多平方公里的开发区。我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不一般的信号,随即背起行囊去了珠海。


  在珠海,我发现,西区的开发者们没有沿袭以往围海造田的老路,而是办起了旅游。


  “闪光的不是豪气冲云天的干劲,是思路!”灵感的火花撞击着我的创作激情。当年9月开始,用了不到半年时间,电视纪录片《金海岸——闪光的思路》就摄制完成,还赶上了开发区成立3周年庆典。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又一个春天。1992年3月,我带着熊清泉托付的任务,再次前往珠海西区,请珠海的同志到湖南来传经送宝。我一去,珠海方面也很高兴:“小平同志来视察时,还谈起了你拍摄的那部片子。”珠海方面随即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派出高规格党政代表团来到湖南。


  熊清泉在与珠海代表团座谈时,希望珠海能参与湖南的投资建设。没隔多久,珠海方面投资的8000万元很快到位,用于张家界旅游开发等项目。首笔“逆流”回来的资金,对当时湖南的改革开放有着开创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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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水运宪在娄底参加文学讲座,并向听众赠书


  真切体会到民主监督有力量


  1993年,我很荣幸地担任了第六届省政协委员,之后还担任了第八、九、十届省政协常委。20年政协委员经历,我为之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真正用行动履行了委员的职责。


  我始终认为,政协委员的身份绝对不是装饰自己的一片羽毛,委员的身份落到你身上的时候,就多了一份担当与责任。只要你科学建言献策,是能起到不少作用的。


  20年的政协履职岁月,我提交了30多份提案或社情民意信息。其中,有几个提案我至今印象深刻。


  刚担任政协委员不久,我遇到了从广东汕头来长沙打工的三兄弟。他们向我道出了一桩辛酸事:三兄弟在长沙一家汽车修理厂打工两年,还被拖欠工资,临近年关,家里老父亲又生病,急着赶回家,兄弟三个却讨不到工资,走投无路。


  一听到这个情况,我立马就把他们的遭遇形成提案,提交省政协提案委。几天后,提案委回复我,已经以“委员来信”的方式转到了长沙。很快,长沙市劳动监察部门迅速行动,出面解决了拖欠工资问题。


  最后通过协商,这个汽车修理厂把油漆车间免费出让给老二自主经营,以抵债务。老二经营车间还不到两年,就大有所获,很快就在别处创办了自己的汽修厂。他们一家的命运得以改变。直到今天,这三兄弟都还跟我保持着联系。


  通过这件事,我真切体会到,政协民主监督是有力量的。


  持续呼吁取消长沙路桥费


  长沙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收取路桥通行费。2005年,《长沙市贷款建设的城市路桥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办法》出台,规定每车每年征收840元,主要用于偿还城市道路桥梁建设的贷款。


  我从这时开始对收取路桥通行费产生了质疑。车主在购买车辆时已经缴纳了购置费,这已经将“使用费用”包含在里面了,凭什么还要出路桥费?路桥属于城市基础设施,应当由公共财政支出买单。在2005年制定这个收费政策的时候,长沙市的机动车保有量仅约40万辆,此后几年数量迅速增加,这将形成巨额收费。


  2008年省两会期间,我提交了一份“关于取消长沙市路桥通行费的建议”提案。这份提案以相关部门的书面答复予以办结,但并没有任何取消的迹象。我很不甘心。


  当我得知,省人大代表彭庆光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为此,我们俩便联合起来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系列调研,还赴外省、外地进行对比调研。


  长沙路桥通行费征收方式的实质是,无论通过桥隧与否、通过次数多少,一律按年缴纳规定的费用。我认为,这种方式既不合法,也违背公平原则。为此,我以“征收长沙路桥通行费既不合理又不合法”为题,又提交了一份提案。


  相关部门予以回复:路桥费除了用于还贷,每年还要负责7000余万元的路桥维护等诸多费用,取消不具有操作性。


  只要事情没解决,我就打算一直提下去,并想方设法寻找突破口。那几年,我还联合湖南大学教授白树仁等委员提交了联名提案。彭庆光代表也和我一样,连续多年就这个问题进行呼吁。


  我们的坚持引起了省政府的重视,相关部门组织我和彭代表,以及长沙市政府、省政协等单位多次召开协商办理会,给我们解释说明。


  2012年,长沙开始实施新的城市路桥收费标准:长沙市籍小车的费用由原来的每年840元降至每年600元。


  我始终觉得,降低标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取消不合理路桥费,才符合民意和民利。


  2013年,汪涵担任省政协委员,跟我同在文艺界别,这年年底我将不再担任省政协委员,便委托汪涵关注路桥费问题,希望他继续提交提案。汪涵欣然应允,一场“提案接力赛”由此开始。为此,汪涵连续两年提出相关提案。


  2015年春天,汪涵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在省政协与各界持续推动下,我们的提案建议终于得以实现。2月底,省政府办公厅复函长沙市政府,同意长沙自2015年1月1日起取消城市路桥通行费年票制收费方式,并暂停城市路桥通行费征收。在长沙已有20多年历史的路桥收费得以停止。


  听到这一消息,我也很激动。政协是人才荟萃的地方,大家发挥各自优势,同舟共济,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开展建言献策、民主监督、汇智聚力,这是政协最大的优势,也是强有力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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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水运宪在书店与读者交流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