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首演在日本

2016-04-15 20:02 

  ◆鲁建文

  

  一部好的作品,恐怕往往都需要有眼力的人首先看上它,愿为它做“嫁衣裳”。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就经过了这么一个过程。它当时能“一炮打红”,引起轰动,就搭帮有巴金、武田泰淳、李健吾等“伯乐”的赏识。

  

  曹禺写出《雷雨》时只有23岁。据他自己回忆,他从小就是一位戏剧爱好者,中学时就开始演戏。创作《雷雨》之前,他已改译过好几个剧本,也编导、演出了好几年的话剧,接触了不少中外名剧。这些都对他后来进行话剧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大约19岁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就有了创作《雷雨》的想法,但从这个想法到作品完成却先后花了五年的时间。他说:那时“我像在比赛前运动员那样的兴奋,从清晨钻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闭馆的时刻,才怏怏走出”“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的八个人。记不清修改了多少遍,这些残篇断简堆满了床下。到了1932年,我在清华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部戏才成了一个比较成形的样子。”作品最后完成是在1933年。随后,他便把稿本交给了正在筹办《文学季刊》的好友靳以。

  

  靳以收到曹禺的剧本后,也许出于与曹禺的特殊关系,不便马上把它拿出来发表,于是把它锁进了编辑部的抽屉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向巴金提起了此事,有心的巴金便把剧本从抽屉里翻出来, 刚一过目就被吸引住了。据巴金后来回忆说:“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了它,而且为它掉了泪……但是流泪以后我却感到了一阵舒畅,同时我还觉得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微少的精力。”作为《文学季刊》编委的巴金,在他看来,剧本虽出自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之手,但却是一部思想深邃、相当娴熟的作品。于是,他当即拍板,优先给予发表,并亲自对剧本文字做了细心修改和校订,把这个四幕话剧破格一次刊登在《文学季刊》上。当时,曹禺把这个剧本早已抛到脑后,正在忙着与毕业相关的事情,当得知它公开发表时,他几乎高兴得跳了起来。

  

  戏剧与小说、诗歌、散文不同,不能仅满足于发表,如果不能搬上舞台,自然不能算圆满。《雷雨》发表数月后,一直没有化为舞台形象的消息。曹禺写《雷雨》时,当然没有想这么多,但演出无疑也是他所期盼的事。在剧本发表将近一年的时候,忽然从日本传来消息,说《雷雨》被武田泰淳、竹内好两位日本青年学者看中,将在东京组织上演。他们为《雷雨》所感动,曾带着《文学季刊》去与酷爱戏剧正在日本留学的杜萱商量,经过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一致以为“《雷雨》虽然受到欧洲古代命运悲剧和近代易卜生作品影响很大,但它还是中国的,是戏剧创作的重大收获”,主张尽快把它搬上舞台。

  

  于是,杜萱邀吴天、刘汝醴一起担任导演,由邢振铎负责日文翻译,并分别由贾秉文、陈倩君、邢振铎、邢振乾、王威治、乔俊英、吴玉良、龙瑞茜担任剧中人物。1935年4月,他们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首场公演。这次公演,虽说反响并不是很大,但无论从场次还是地点来看都是历史性的。当时在日本的郭沫若看后评论说,这部戏表现了资产阶级家庭内部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用深夜猛烈的雷雨象征着这个阶级的崩溃,很是值得赞赏!

  

  《雷雨》在日本公演之后,很快引起国内演艺界对它的关注。首先决定把《雷雨》搬上舞台的,是天津市立师范的孤松剧团。1935年8月,他们在学校礼堂举行了《雷雨》在国内的首场公演,被评论界称为一次“不凡的演出”。接着,作为专业队伍的中国旅行剧团开始排演《雷雨》,在北京中国大剧院连日上演,创下了惊人的纪录。剧团团长唐槐秋曾这样对曹禺说:“万先生,《雷雨》这个戏真叫座。我们演了不少新戏,再没有你的《雷雨》这样咬住观众的。老实说,有了这样的戏,才能把剧团维持下去。”但当他们到天津演出时,却遭遇了麻烦,当局警察以这个剧目“伤风败俗”为由进行捣乱。正好这时,李健吾写了一篇很有份量的评论发在《大公报》上,对《雷雨》大加赞赏,称“《雷雨》是一个内行人的制作,虽说是处女作,却立即抓住了一般人的注意。《雷雨》现在可以说是甚嚣尘上”“它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他赞扬“作者卖了很大的气力,这种肯卖气力的精神,值得我们推崇。这里所卖的气力,也是值得我们敬重的”。让《雷雨》很快获得了舆论的支持,为《雷雨》的进一步扩大范围的演出创造了好的环境。

  

  不久,《雷雨》的影响在上海迅速扩展。特别是,中国旅行剧团到上海的演出,可谓轰动了整个上海,茅盾先生就曾以“海上惊雷雨”称赞当年的盛况。可以说,至此全国各大城市都相继上演了《雷雨》,“从戏剧史上看,应该说进入了《雷雨》时代”。

  

  看来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还是颇有些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