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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施宁荪:为国家发展尽微薄之力

2020-06-21 21:00来源:湘声报-湖南政协新闻网 

  10年全国政协委员,6次大会发言 被称作“基层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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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宁荪


  1927年出生,湖南长沙人,曾任湘潭市政协副主席、民建湘潭市委主委,省政协委员,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湘声报记者刘敏婕


  我今年93岁,从改革开放之初加入民建,至今已有40余年。回想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十年间,我以个人名义作了6次大会发言,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尽了一份微薄之力,这是我毕生之荣幸。


  今年春节,我写了一副对联“境界与时进,初心永不忘”,这是我一生所走道路的写照。风风雨雨多年,我的初心从未改变,一直是为了革命,听党的话跟党走,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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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宁荪2.jpg施宁荪在全国政协全会上作大会发言


  成立湖南第一家软件公司


  1927年2月,我在南京出生,抗战时全家搬至长沙。初中毕业后,我读了长沙会计学校(后改名湖南商学院),开始接触经济学。之后,我进入中央政治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系统学习了各种经济知识。


  大学毕业后,正值国民党政府专制腐朽行将垮台之际,我和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彷徨追索。1948年,我在上海中央合作金库工作期间,参加了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接触到共产主义理论,明确了人生方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在上海市军管会金融部参加革命。当年7月,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进军西南,重庆解放后分在重庆市军管会贸易部工作。


  1950年,我调回至湖南省商业厅工作。在身边一些民建会员的推荐下,我填写了民建入会申请。可时隔不久,“三反”“五反”以及后来各种运动,我入会一事被搁置下来。


  改革开放后,我正式加入民建,1984年被推荐为湘潭市政协委员和湖南省政协委员;1986年,我当选为湘潭市政协副主席,不久又当选为民建湘潭市委主委、民建中央委员。


  担任民建市委主委以后,我提出要有新的观念和思路,与时俱进,不能抱残守缺、墨守成规。首先,我提出扩大会员范围。以前我们只能吸收老工商界会员,大部分是各色店铺老板,我提出在湘钢、湘机、湘锰、湘纺、江麓、江南等厂矿发展经济师、会计师和高层管理人员作为会员,迅速吸收了200多名知识分子会员。


  其次是办学。民建市委之前办了一些夜校,但大都是层次较低的认字班。我认为必须要办大专班,因为大多数干部在“文化大革命”被耽误了文化学习,希望能够更新知识,因此我办了经济管理刊授大学、深圳大学湘潭分校、北京函授大学湘潭分校、湘潭市经济函授大学等,培养了近600名干部学员。


  此外,我联合湘潭六大厂矿成立湘潭经济开发公司,使六大厂矿产品互通,在深圳开设窗口出口;1983年,我在湘潭成立了湖南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90年代初期成立了湖南第一家软件公司、期货公司,在当时都属于非常超前的新生事物。


  1991年,我成立湘潭经济信息软件公司,这是湖南第一家软件公司。我到民建中央去开会时,那时刚创业的柳传志还曾经找过我,提出合并。可惜我空有思路,尽管认定网络是大势所趋,但自己不懂技术,湘潭当时也缺乏信息技术人才,所以后来公司没有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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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经济开发公司成立时的合影,右四为施宁荪


  最难忘的3次大会发言


  从1988年开始,我担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我当委员不是“吃瓜群众”,10年间作了6次大会发言。当时每年全会有3场大会发言,每场10个人,其中25个委员代表界别发言,非界别发言最多5个人,作为普通委员被选上可算凤毛麟角。


  我最难忘的有3次大会发言。第一次发言是在1990年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当时国民经济出现了第二次起伏,投资、消费已呈膨胀,国家财政收入只有16%,中央财政捉襟见肘。我发言的主题是《加强中央财力,适度控制分权》,提出国家必须进行税制改革,中央财政收入要提高到26%以上,才便于调整宏观经济。后来我多次提出要进行财税改革。1994年国家实行分税制,成立了国税局和地税局,这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993年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我作了《抓住主要矛盾,加强宏观调控,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动态平衡》的大会发言。当时正值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各地纷纷设立各种开发区,投资冲动成为普遍现象,我提出若不及时加以抑制,必然造成第二波经济起伏。


  会议结束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特意起身和我握手,说我讲得好,详细询问了经济冲动、投资规模、举债规模等宏观问题,聊了十几分钟,他说会将我的建议转交国务院,同时留下了联系电话,要我到北京时找他。这个画面被现场记者拍下,第二天许多媒体都报道了,《湖南日报》还在头版头条刊登。


  要说影响最大的一次大会发言,应该是1997年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的《农业发展的出路在于把农业纳入市场经济运行之中》。怎么解决“三农”矛盾,是当时困扰中央的重要问题。我提出农业必须走市场经济一体化道路,与工业一体化接轨,把农村的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进入市场流通。让资本下乡,农民分流进城,在当时是一个很大胆的提法。中央领导对此高度重视,转交相关部门办理和采纳。人民日报海外版、美国侨报、湘声报等报纸刊登了全文,数十家媒体登载了相关采访。


  除了大会发言,我在全国政协也提交了不少提案,其中有两件得到国务院答复采纳,非常有意义。一是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我在提案中建议划小省治,提出将四川划为两个省治区,即原四川省和川东省(或重庆直辖市)。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设立重庆为直辖市。二是我建议各地区选择新的经济增长点时,应特别注意选择“收入弹性高、生产率上升快、生产要素高”的产业,也得到了相关部门重视。


  履职秘诀:勤学习、多观察、入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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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施宁荪与石玉珍、龙禹贤、谢佑卿、李静等住湘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全国两会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由于屡屡在大会上露脸,很多记者都认识我,当时可以说是“明星委员”,用现在的话说是“网红”。


  我还记得第一次站到主席台上大会发言,我很激动,但我平时经常讲课,所以并不紧张,但上台之前还是练习了多次。发言结束后,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时任省妇联主任曹瑞武对我说:“我们施委员一口的塑料长沙话,讲得好咧!”


  开会时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花絮。有一次开会间隙在休息室,突然一大群人围住一个角落,时任省政协主席刘正问怎么回事,我说那是电影明星潘虹。他问:“潘虹是谁?难道那么红?”我说:“那肯定比你红。”刘正就跑过去看,回来说:“我也看过她的电影。”


  很多人问我履职秘诀,我觉得就是:勤学习、多观察、入基层。我从参政议政以后就天天学、不断学,看大量经济学书籍、杂志;我也非常关注国内外动态,比如2008年发生美国次贷危机,并专门收集资料研究。即使现在不写文章了,我依然每天看国内外新闻,已经养成了习惯。


  其实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并不是人家都看不出来,只是他们可能没敢讲而已。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要有预测性、预见性、预警性,如果大家都讲一样的就没意思,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亦步亦趋。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法国《费加罗报》曾在一篇报道中,称我为“来自基层的经济学家”,我很喜欢这个称呼。我很高兴能够代表民建成员发出民众的呼声,让中央领导听到基层经济工作人员的心声,这是我毕生的荣幸。


  去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湘潭市委书记亲自把70周年荣誉勋章送到我家,我戴上的时候说“受之有愧”。因为我是民建会员,我才有机会施展自己的精力,不是才华。位卑未敢忘忧国,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将继续“境界与时进,初心永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