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枪，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崭新篇章。作为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挺身而出、勇担重任，率领起义将士浴血奋战。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后勤补给匮乏、战略转战仓促等多重因素，起义部队南下途中接连遭遇强敌围追堵截，最终遭受重大挫折，革命形势陷入低潮。
起义失利之后，革命前路迷雾重重，不少人陷入迷茫彷徨。关键时刻，贺龙胸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凭借对湘鄂西山水地形、风土人情的熟悉，以及在家乡多年积淀的声望根基，郑重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主动重返湘鄂西偏远山区，依托深厚的群众基础，重整武装队伍，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认可贺龙的战略远见和地域优势，正式批准其请求，委派贺龙独当一面，奔赴湘鄂边扛起武装斗争、创建苏区的重任。
1928年初，辞别革命战友，贺龙毅然踏上回归湘鄂边的征途。彼时的湘鄂西地处湖南、湖北两省交界，群山纵横、沟壑连绵，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偏远乡村远离国民党正规军重兵驻防，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土家、汉等各族百姓，长期遭受封建地主、土豪劣绅与地方军阀的层层盘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生活困顿不堪，内心蕴藏着强烈的反抗压迫、寻求生路的愿望，具备发展革命武装、建立根据地得天独厚的群众条件。
加之贺龙早年闯荡江湖、为民伸张正义，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早已在湘西鄂西广为流传，在旧部乡邻、地方豪杰和普通民众心中威望极高。这份与生俱来的民心根基，为他孤身扎根湘鄂边、白手起家拉起革命队伍，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撑。
初返湘鄂边，贺龙没有依靠外部援助，完全凭借个人号召力和革命信念，独自奔走四方。他深入山村乡寨，走访贫苦农户，联络旧时部属、宗族亲友和有志青年，耐心宣讲共产党土地革命的主张，揭露军阀混战、豪强压榨的社会黑暗，唤醒底层民众的革命觉悟。在他的感召与凝聚下，很短时间内便集结起一支数千人的工农武装，重新竖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旗帜，迈出了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步。
然而，初创的革命根基并不稳固，前路充满坎坷磨难，贺龙在湘鄂边的武装斗争，历经三起三落的严峻淬炼，每一次起伏都是生死考验，每一次挫折都是意志磨砺。
初起之时，队伍骤然集结，人数虽众，却成分复杂，既有热血青年、贫苦农民，也有旧军队散兵、地方江湖武装，缺乏系统的军事训练，组织纪律松散，战术素养参差不齐。反动军阀与地方土豪劣绅察觉到贺龙重整武装后，迅速勾结地方团防势力，调集重兵大举围剿新生的革命队伍。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敌军，仓促组建的工农武装难以招架，在数次阻击战中接连失利，人员伤亡惨重，队伍瞬间溃散流失，第一次兴起的革命力量遭遇重创。
身陷绝境，贺龙临危不惧、沉稳镇定。他没有选择退缩逃避，而是收拢身边残存的骨干力量，退守深山密林，避开敌军锋芒。痛定思痛之后，他深刻复盘失利根源：队伍虽有热血却无纪律，人数虽多却无凝聚力，仅凭一腔热血难以对抗强大的反动势力。自此，他把整顿队伍、严明纪律、扎根群众放在首位，与战士们同甘共苦、风餐露宿，深入田间地头体察百姓疾苦，真心实意为穷苦人谋出路，渐渐重新赢得民心支持，慢慢收拢溃散人员，重整旗鼓，迎来革命力量的再度兴起。
可当时湘鄂西反动势力盘根错节，各路军阀、地方团防互为犄角，始终将贺龙的革命武装视为心腹大患。没过多久，敌军再次发起大规模清剿，加上队伍中部分意志不坚定者动摇叛变、临阵倒戈，革命武装再一次陷入被动，遭受第二次重大挫败，人员锐减、物资断绝，陷入孤立无援、举步维艰的境地。
接连两次惨败，没有磨灭贺龙的革命意志，反而让他愈发清醒成熟。他深知，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能盲目硬拼，必须摒弃固守一城一地的打法，转而依托山区优势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不能只靠个人威望拉队伍，必须严格整训、提纯思想、严明军纪。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贺龙坚持自我总结、自我整顿，淘汰投机动摇分子，保留坚定革命骨干，精简队伍、锤炼精兵，在低谷中坚守星火，等待时机蓄力再起。
历经三起三落的反复磨砺，贺龙彻底摸清了湘鄂边的斗争形势，摸索出适配山区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队伍也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褪去松散习气，信念更加坚定、作风更加硬朗、战斗力大幅提升。为跳出敌军重兵围剿的核心区域，拓展革命生存空间，保存来之不易的红色火种，贺龙果断决策，率领队伍向敌情相对缓和、群众基础扎实的鄂西地区转战。
转战鄂西途中，贺龙留意到当地民间散落着多支自发形成的神兵组织，其中以陈连震、陈宗瑜父子领导的邬阳关神兵影响力最大。这些神兵成员大多是被苛捐杂税、地主压迫逼得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初衷只为抗捐抗粮、自保家园，有着朴素的反抗精神。但队伍缺乏先进思想引领，迷信色彩浓厚，组织松散、各自为战，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极易被反动势力拉拢利用，始终难以形成真正的抗争力量。
贺龙以高远的革命眼光，看到了这支民间武装蕴藏的巨大潜力。他秉持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壮大革命阵营的思路，主动派人联络沟通，亲自登门以诚相待，耐心向陈连震、陈宗瑜及其部下宣讲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剖析穷苦百姓受压迫的根源，指明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推翻反动统治，才能真正摆脱苦难、过上安稳日子。
他尊重当地民俗乡情，不强行改造、不居高临下，以大义感召、以真诚相待，一点点破除神兵队伍的封建迷信思想，引导他们认清革命方向，摒弃散漫陋习。在贺龙的耐心争取和思想熏陶下，陈连震、陈宗瑜父子彻底醒悟，毅然决定带领全体神兵将士接受改编，投身工农革命队伍。神兵组织的成功改编，不仅为革命队伍补充了有生力量，更让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深入鄂西民间基层，为后续根据地建设筑牢了坚实的群众根基。
队伍整编完成、力量稳步壮大之后，贺龙审时度势，把握战机，主动向反动统治薄弱区域发起进攻。1929年初，贺龙率领经过三起三落淬炼、整合神兵武装的革命将士，奋勇出击，一举攻克鹤峰县城。这场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在鹤峰的长期统治，终结了土豪劣绅作威作福的旧秩序，成为湘鄂西武装斗争走向成熟的重要里程碑。
解放鹤峰县城后，贺龙立即着手红色政权建设，迅速组建成立鹤峰县委员会，搭建起党领导下的基层红色治理架构。县委成立后，全面推行土地革命政策，打击恶霸地主，废除苛捐杂税，丈量分配土地给贫苦农民，让世代受压迫的百姓真正拥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红色政权为民谋利、为民做主的实际行动，深深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参军报国、支援红军、保卫苏区成为百姓自发的选择。
站稳鹤峰核心据点后，贺龙率领革命力量继续向外辐射拓展，进军走马杜家村一带。这里地势险要、民风淳朴，是连接湘鄂边与鄂西的战略要地。贺龙依托此地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地理优势，整合各路革命武装，统一编制、整肃军纪、完善指挥体系，正式组建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的建立，标志着湘鄂西革命武装实现了正规化建制，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完整的军事体系，成为保卫苏区、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版图的中坚力量。
从南昌起义失利后主动请缨返乡，到1928年初孤身扎根湘鄂边历经三起三落；从率部转战鄂西、成功改编神兵武装，到1929年攻克鹤峰、建立县委政权、组建红四军，贺龙以一己之力，在绝境中坚守初心，在挫折中总结成长，一步步冲破重重艰难险阻，正式开辟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这块红色根据地地处湘鄂边陲，群山环抱、根基稳固，与全国其他农村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南方重要的红色战略支点。根据地的创建，不仅为中国共产党保存和锤炼了一支忠诚可靠、能征善战的红军队伍，更积累了在偏远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设基层红色政权、团结改造民间武装、依靠群众扎根发展的宝贵经验。
回望这段峥嵘岁月，贺龙在没有同伴协同、孤军奋战的艰难处境下，历经三起三落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磨砺而信念弥坚。他以非凡的军事智慧、坚韧的意志品格、亲民务实的行事作风，在湘鄂西荒原之上点燃革命星火，深耕红色沃土，用热血与坚守诠释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历程，也生动印证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正确性，为后续革命事业的推进积蓄了力量、沉淀了经验，在党史军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永不磨灭的红色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