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7日傍晚，北平站的站牌在晚霞里闪着微光。一列由长沙开出的专列缓缓停下，车门打开，人群中走出一位身形清瘦的中年人——59岁的李达。他一手按着还未痊愈的腹部伤口，一手提着装满书稿的藤箱，抬头望向古城墙，长舒了一口气：二十多年了，总算再见到“自己的队伍”。
李达回到长沙后，全身心投入课程改革。他主抓哲学系，增设马列主义基础、社会学原理、逻辑学，亲自讲授《辩证唯物论》。课后，他常蹲在食堂和学生聊天，“学问要落到民生，纸上谈兵没劲”。这种平实劲儿很快传遍岳麓山脚，老校工都感叹：“校长没官架子，像当年书院的山长。”
值得一提的是，湖南大学内部也有人觉得“改名”才叫与时俱进。1951年初春的教务会上，一位青年教师甚至提议再上请示。李达摇手制止：“主席说得很清楚，树再高也靠根。改个名字不如多添几间实验室。”这句话拍板定音，校方把原准备好的公文直接作废。此后多年，湖南大学沿用旧名，却在课程、师资、科研上屡出新招，反倒被同行称作“办学气象最鲜亮的老字号”。
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高校大洗牌，湖南大学大部分理工科并入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文科保留。面对这场“拆骨重组”，李达照样坚持原则：不因拆并丢掉学术传统，不因更名削弱教学质量。他奔走武汉、北京、南京，四个月跑坏两双布鞋，硬是为岳麓山留下一个完整的哲学系和法律系，也为湖南大学保住了继续独立办学的资质。
忙碌间，他仍与毛泽东保持通信。1954年春，李达寄去自编教材《社会发展简史》，毛泽东批注近三千字返还，并在信末写道：“书可再印，校名仍旧，功在千秋，勿再论人名。”字里行间既是肯定，更是提醒。
1966年夏，李达在武汉病逝。噩耗传到北京，毛泽东批示：湖南大学降半旗志哀。长沙当日细雨，校园里师生自发来到岳麓书院泮池畔，默立良久。有人回忆，李达临终前还念叨：“湖南大学这块招牌，守住了。”简单一句，概括了一生的坚守——守教育之名，守学术之根，更守朋友间的分寸与底线。
多年过去，“湖南大学”四字依旧高悬在书院山门，毛泽东楷书锋芒犹在。若细看，还能发现碑阴有李达亲题小篆：“立德立言，无问西东。”这大概就是两位老友以各自方式留下的默契：大学之大，不在名号，而在精神。
